王旭明哪来这份自信？ （推荐）

                               焉烈山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自我感觉特别良好。我原先以为他要人们“拜读”他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上文章是口误，像央视某主持人称人家的父亲为“家父”一样是用错了词。读8月2日《南方周末》上的专访，他自称“中国不仅需要一个王旭明，还需要成千上万个这样的人”，始知他是底气十足。领教过他的“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中国教育成功论”，对他这份自信实在不敢恭维。据报道，与公众对他的恶评相反，在北京发言人的圈子里他以勇于教训媒体颇得好评，这就值得一说了，但我还是懒得动笔。
近日有篇报道，说贵州考生张有波今年被南京东南大学录取，却因家贫没有学费打算放弃，此前他学业甚好的哥哥和姐姐已先后弃学，而身患癌症的母亲不愿拖累家人，在他接到通知书的那天自尽。看着张今波戴孝坐在妈妈坟前发呆的新闻图片，不免心中戚戚然。由此想到王旭明以前对媒体报道贫困生的窘境和慈善捐赠的指责，想到他的口头禅“感动”，想到他标榜的新闻发言人十六字真言中的“丰富情感”，不禁想问他目睹此情此景有否“感动”，想问他这样的报道能否“引发深刻，丰富情感”。
前些时，有报道说，王旭明离京调研，震惊于不少地方的师生压根不知道国家关于助学的政策。本以为他会反省自己不了解底层生活实际，收回以前批评媒体“炒作”贫困生的话。但看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讲的关于媒体的那番高论，可知他不是了不解实情的问题，而是人家就要那么说。他说：“我们的媒体都是国家办的，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办的媒体。” 这是事实吗？如今稍有文化的人，谁不知道，新浪、搜狐、腾讯等门户网站都是私营的？他真的不知道，除了他常常称赞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极少数报刊还是用“纳税人的钱”在办，大多数媒体包括《广州日报》这样的党委机关报也是自负盈亏的？这些自负盈亏报刊的初始投资是“纳税人的钱”，却也只如母体提供的养料；即使现在仍是国有资产，那也不都是“国家”在办。更重要是，媒体的社会公器属性难道是以投资主体来划分的吗？讲《纽约时报》、旧《大公报》这样的私营传媒有公共属性，王同志不会承认；那么，不是“国家”办的媒体，难道就不能或不必讲社会责任、对“国家”和公众负责吗？若以传媒业的产权公私性质论责任，进而剥夺“国新办”监管门户网站的正当性，应该不是王同志这番高论的初衷吧？
他期望媒体应当怎样做？收藏着2006年2月27日15时王旭明在教育部发布新闻的讲话。他说：“我们在座各位教育媒体和所有媒体，理应承担起发现感动、挖掘深刻的责任”。（对不起，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断”他的“章”，“取”他的“义”，但相信没有“断章取义”歪曲他的本意）他给媒体举了几个范例。他“先说深刻” ，举去年春季开学初“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中小学生将全部免除学杂费”这件“近期教育界最大的事情、最深刻的变化”，“特别感谢中国教育报的题目，……做得特别让我感到欢欣鼓舞、特别感到高兴，它的题目叫‘新的学期到学校两点一步三热闹、爸爸妈妈开怀笑、同学乐得呱呱叫’。特别感谢光明日报在这一大版里面有一个图文并茂的报道叫‘孩子你的学杂费免了’，同时下面还有一个评论，……就是‘教育公平又进一步’。从这个角度切入教育公平实在不多见。”他“再说感动”：“近期大家注意到了教育部先后组织宣传北京大学教授孟二冬教授和天津大学生徐伟。尽管媒体表示出可以理解的冷漠，但是我还是高兴地看到有不少媒体报道孟二冬、徐伟两位教育系统千千万万师生代表，令人感动不已。” 他激赏这样的“深刻”与“感动”当然不错，教育部的官员当然非常乐意媒体这样欢呼国家的教育政策，“正面”宣传教育部门树的先进典型。问题是，媒体披露国家有关惠民政策在具体实施中的问题，促其落实，难道就不“深刻”了吗？揭露教育不公的种种弊端，报道张今波这样的家庭悲剧，什么样心肠的人才不会“感动”呢？
王旭明作为教育部的官员和新闻发言人，有责任就教育政策、教育管理对媒体和公众释疑解惑，其希望媒体多讲教育界的政绩和好事也在情理之中，但无权要求媒体与他的态度（角度）保持一致，更无权用“冷漠”、“太多的浮躁，廉价的愤怒以及庸俗无聊”、“诱导甚至误导人民群众”等词语教训媒体。——这么说吧，王旭明的极端自负，不仅是出于“无知”，更是因为新闻观没能与时俱进，极其陈旧，而拒不承认媒体有实事求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权利、可以充当民众监督政府的舆论平台。用个成语，这就叫“愚而自用”。
看《南方周末》专访所配那幅图，他似杜鹃山上挥手指方向的党代表柯湘。在我看来，他的态度并不代表先进文化而是代表冥顽不化。幸好他只是教育部的发言人，作为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他只管得了本部门的《中国教育报》（我从未见到过这张行业报），而不是中宣部或国新办的负责人。否则，中国的传媒业要倒退30年了。
“王旭明这样的人，还能担任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而且至今还在当”，确是一件怪事。有人不仅要问责于王旭明，还要问责于他所供职的部门的人事部门，我觉得不无道理。发言就惹众人反感，至少他的沟通能力不强，是用人不当嘛。搞不懂，在有“提升（公众）理念”抱负的王同志心中，“问责”的建议怎么就是“文革”遗风，说明观念“腐朽、陈旧、不合时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