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房地产报记者 陈青蓝 天津报道

宽大的办公室，四面墙上挂满了书法。早知道谢强的书法“房地产界第一”，看来不是浪得虚名。
由于不懂书法，记者只好泛泛地夸了一下“谢总的字果然不同凡响。”谢强显然很高兴，说：“这字还不行啊。这些挂着的都是前几年的字了，现在的字比这进步多了。”20年来，谢强一直坚持临帖，每天写两个小时。他还参加过中国书协在故宫和钓鱼台举办的新春笔会。
    他曾经睡过地板、卖过报纸，也曾在传媒界、政界和商界叱咤风云。他还喜收藏、玩古董、自己还曾出钱投资签约画家……
    采访在茶杯冒出的蒸汽中娓娓进行。

海南梦

采访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聊海南。
    谢强的故事从1988年开始。这一年，谢强家乡西安的年轻人都在风传着万里之外一个海岛的故事，就像在传颂着“金银岛”海盗宝藏的信息。
    当时刚刚成立的海南经济特区讲的故事很多，要封岛、香港模式、新加坡模式等等，这些充满迷幻的消息在挑逗着年轻人的心。谢强与几个好朋友凑在一起兴奋地商量，一定要去看一看，哪怕落不下脚来，这辈子也不遗憾了。
    带着几百块钱，他们就向未知的“金银岛”出发了。没有规划，谁也不知道到了海南要做什么，他们只是知道“应该去那里”。十万人才过海南的神话就是在懵懵懂懂中出现的。
   1988年5月，谢强坐火车到广州，在码头，由于船票卖完了，只好在旅馆住了一晚上，只要一块钱。房间里只听见风扇嗡嗡嗡的声音，屋里面躺了十几个人。谢强没带什么东西，只是有200块钱揣在贴身口袋里。因此他也不怎么在乎会有人偷东西。
    第二天下午谢强买了张五等舱船票，船舱在最底下。上船后，看到船上的标语是“防火防盗防特”。
    到海口后，谢强感觉很茫然。那时候，《海南开发报》是海南最火的报纸。谢强带着自己的简历和作品去了。由于应聘的人太多，谢强只能先去卖报纸。
    有一天晚上聊天晚了，便睡在作家、也是该报编辑的赵伯涛的床下。当时屋里住了四个人，床比较高，谢强躺床下的席子上，晚上却被冷醒了，发现下面全是水。原来是同屋的湖南作家姜贻斌值夜班回来，为了天热降温，在地上泼了一桶水，漫到了床下，也漫到了谢强身上。他说：你是谁啊？谢强说：我是赵伯涛的朋友。
    后来，谢强到海南的报纸、政府机关去求职，但僧多粥少，求职并不顺利。很多大学生到了那里没有工作，就在外面摆摊，开饺子馆，大家有时候就跑到“大学生饺子馆”蹭饭。
    现实是坚硬的，没有钱就是没有钱，但理想是柔软的，在海口著名的三角池，理想主义青年们聚集在那里，弹吉他、拉小提琴，学了10年小提琴的谢强在这里找到了些许的快乐，他蹭着拉拉别人的小提琴，在悠扬而伤感的气氛中，路人不时往里扔点零钱。
    熬不住这种孤寂和无望的谢强随即逃回了西安。
后来，谢强在《南方周末》芳草地副刊上，发了篇标题为“海口有个三角池”的文章，记录了这段难堪的往事。

“白宫记者”

幸运的是，回去之后，他之前到处发的简历其中一个有了回音，他很快第二次登陆这个“金银岛”。
    谢强进入了海南日报经济部做记者，算是在海南立下了足。
    这一回，谢强搭上了顺风车。刚进报社不久，他写的一篇关于海南倒卖彩电风潮报道，被总编辑程凯发现，曾在《人民日报》工作的程凯觉得这个小伙子文笔老练，分析能力强，于是把他调到总编室机动记者组担任组长。报社给谢强配了一间房，一部电话。当时海南日报社除了几个领导之外，就只有谢强配了电话。
    备受赏识的谢强主要跑省委、省政府，成了海南日报的“白宫记者”，海南省委常委会议，除了讨论人事之外，谢强都基本参加。
    报社显然很倚重这位年轻人，曾经有一天发了谢强13篇稿子。海南日报历史上共发了四五篇15000字以上的通讯，其中就有谢强的两篇，一篇是《海南大风灾》，4万多字的连载，还有一篇是《许世杰病中记事》，是许世杰去世的时候，谢强在广州陪床数天之后写出的作品。
    洋浦风波后，近水楼台的他被海南常务副省长鲍克明调走做了几年的秘书。这个差事本来人人羡慕，但这种伺候领导吃喝拉撒的琐事，让谢强很感煎熬。终于跑去找领导说：“我还是放不下新闻与文学，还是让我归队吧。”
    这个要求不难满足。他被调任新成立的海南日报海外版编辑部主任。后任《海外时报》的副总编。再后来在新成立的《特区证券报》担任副社长、总编辑。
    在谢强主政海南日报海外版期间。这个版成为了中国文学界的一个重要阵地，很多中国著名的作家都在《海南日报》海外版发表过文章，包括陈忠实、贾平凹、程树榛、周明、方方等，还开设了中国女作家专版。
    后来由于《特区证券报》登了苏三山公司的一条失察的消息，导致了股价的波动，谢强引咎辞职。
    对这事，谢强说：“挺窝囊的。我最后把这些事儿背了，不能让其他领导背啊。不过，主要不是因为这个，还是因为想换个活法。”
    当时经过洋浦风波、海南发展银行破产、烂尾楼事件之后，海南光环已经褪去，特区早已不特。谢强认为这个时候再在那里坚持也没有太大意义。
    在北京搞房地产的人当中，与谢强同时在海南成长起来的地产大佬不胜枚举。由于谢强在海南多年磨砺，他的名字也被列入了中国房地产界一个耀眼的群体“海南五兄弟”，其中赫赫有名的就有潘石屹、冯仑、易小迪等。
    对于房地产界的“海南现象”，谢强认为主要是海南的特殊环境造就的。海南特区的特点是，没有保护，只有最直接的市场经济，成功和失败全靠自己，海南带给人们的观念革命是颠覆性的。正是这种没有任何庇护的赤裸裸的竞争，才生长出了一片野蛮生长的草，造就了“海南兄弟”的企业家精神。万通就是这样一个样本。冯仑曾说：万通创造老板，万科制造职业经理人。谢强也认为，万通是一个比万科更大的企业，企业管理上，应当学习万科、学习王石，但从创业和企业家精神来说，应该向万通，向冯仑、易小迪、潘石屹这些人学习。

地产江湖

1995年，谢强的一个做房地产的朋友要谢强到北京跟他干。尽管很动心，但当时谢强对于一下子离开计划经济体制，自己去闯荡一片天地，感觉很难下决心。恰在此时，谢强接了中北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尤小刚一个关于海南的剧本《潮涌海之南》，在北京香山下的演武场写了一个多月稿子，很快拿到了报酬。这笔收入，让谢强感觉到北京也能生活，于是就留了下来。
    尽管如此，谢强仍感觉心理落差很大。他说：“这一走，什么级别、待遇都没有意义了。”他在自己的文章里写了一句话“奋力商海不回头”，给自己打气。
    谢强最初的想法是“挣五万块钱就行了”，或者最起码是养活自己，有钱了在北京买套房。就这样，没有远大目标、没有职业生涯规划的谢强闯入了商界。
    当然，谢强还有自己的另外的考虑，他认为，文学是人写的，下海就是为了体验商业运作，体验人性到底是怎么回事。
    谢强在《一个文人的地产江湖》一书里写到：“文学仍然是我的最坚硬的底色，现在仍然是。过去是写稿子拿稿费，以文为生，现在是以文为心，不会为了五斗米折腰。”
    1995年开始，他在朋友的君士房地产公司干了3年。君士房地产公司和鲁能合作做了两个项目：一个叫做时代之光，另一个是玉渊潭乡纺织厂的拆迁项目，后来被别人收购走了，叫北京印象。

珠江岁月

1999年是中国房地产黄金时代的开始。谢强在这一年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他的一个湖南朋友给他介绍了两个跳槽机会，都是外地进京的“小公司”，这两个公司的老板如今都赫赫有名，其中一个就是朱孟依。
    在谢强的《一个文人的地产江湖》里，他这样描述1999年9月底的一天，在北京王府饭店跟“土鳖”朱老板第一次的见面：“他个头不高，显得有些瘦小，穿着也很朴素，如果在田间地头遇到他，一定把他当作地道的农民。看着他我更感觉到这家饭店的豪华。”
    当然，由于第一次见面相谈甚欢，第二天，朱孟依再请谢强在王府饭店吃饭的时候，就直接向谢强发出了邀请。谢强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朱掌门提出一起用午餐，这时他的司机敲门进来，拿进来一鹅黄麻纸小包裹，我定睛一看：竟然是烤红薯。他发现了我的惊讶，笑了下说，这是他最爱吃的，接着便毫不客气地大口吃了起来。随后我们还是到了楼下的自助餐厅落座。刚吃了烤红薯的他不急着用餐，静静端详了我几眼，突然直截了当地问我：‘珠江想进京发展，我需要一名总经理，你愿意到珠江来吗？’”
    1999年，北京的房地产行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比广东至少落后3到5年。朱孟依找谢强，主要是要寻找对北京熟悉，能帮他拿到一手土地的人。“毕竟我先来了几年。”谢强说。
    那个时候，土地可以协议出让，还没有招拍挂的制度。因此，对房地产企业来说，重要的是和拥有土地的企业接上头，通过协议出让把土地拿下来。那时候北京市区还有一些老厂，比如煤炭厂、纺织厂。这些企业有几百家被列入污染扰民企业名单，政府规定必须搬迁。
    谢强正好和北京市经贸委的人关系不错。朱孟依这个啃烤红薯的广东“土鳖”刚刚进京，正需要谢强这样的人。
    当然，朱孟依把谢强纳入麾下，后来被证明是他物超所值的一份投资。随后几年，谢强担任珠江地产总经理，在北京迅速从煤炭厂、纺织厂这些老工厂那里拿了5块黄金地段的土地，造就了珠江骏景、珠江帝景、珠江绿洲、珠江嘉园、珠江国际城的辉煌，成了合生在北京开疆拓土的头号功臣。而谢强“拿地天王”的绰号也传遍了业界。
    再好的搭档，也有散伙的一天。朱孟依没想到的是，这个左膀右臂的出走，是缘于自己的小气风格。
    当谢强向本报记者回忆当时两人分道扬镳的情景的时候，并不掩饰自己的怨气：“朱孟依不是很大气”，“我负那么大责，你才给那么点工资，合适吗？我想从你那里面贪钱，随便编几个故事就妥了。但这有违我的人格，我不愿意这么做。当时招投标都是我做的，我没拿过一分钱。”
    谢强说得没错。合生是项目负责制，北京总经理管下面几个项目经理，基本上权力都在总经理手上，在合生北京公司的时候，谢强实际上权力很大，所有的钱都是他一支笔批出去的，谢强的确有条件贪钱。
    这时候，2002年6月，谢强突然病倒，病痛中的反思加上心灰意冷，谢强随即向朱孟依告病请辞。
    朱孟依有些慌了，他到病房去看谢强，他让谢强提条件。谢强后来对本报记者说：“我是知识分子，怎么能让我提条件呢？”
    看到谢强不提条件，朱孟依就只好自己开条件，说年薪两百万、三百万都依他。但谢强仍然委婉地回绝了他，最终还是坚决地离开了合生。
    尽管仍有怨气，谢强对朱孟依的感激之情仍然溢于言表，他对记者说：“应该感谢朱老板，给了我这个平台，让房地产界知道我也可以操盘，也可以在房地产这个舞台上显显身手。如果没有朱孟依给这个平台，房地产界未必有我这一号人。”
    当然，谢强的合生故事还有一个尾巴。在他2003年，已经加盟富力之后，因为合生此前在经营上的问题而曾受到过有关部门的调查，尽管最后证明此事与他无关。
    对这件事情，谢强这样评价自己：“好在我买了5块地，没有给人行过一分钱的贿。做职业经理人，不给别人行贿一分钱，我也不拿别的企业一分钱。也不是说自己有多么高尚，只是自己的原则。”
    谢强告诉记者，他在珠江买的这几块地，和原来的几个厂的领导关系都很不错，至今他们仍有来往，仍是朋友。

富力时代

从2002年8月开始，谢强加盟富力集团，开始了自己为期9年的富力时代。这期间，作为富力北京公司的总经理，成为了富力在北京开疆拓土的功臣，至今，北京人仍然对距离国贸一公里的双井富力城称赞不已，仍然记得当年停放在东三环边的大“彩蛋”。此后，2008年，谢强被调到天津担任富力天津公司董事长。
    在富力一呆就是9年，谢强说：“富力老板对我不错，我和李思廉和张力既是上下级关系，其实也算是朋友”。
    在采访过程中，尽管谢强表示由于不希望过多突出自己，因此不太愿意过多谈在富力的经历，但文人的脾气还是让他忍不住对富力的管理问题开了几下火。
    谢强认为富力的问题还在于其产业链的过度一体化，对此谢强的评价是:“车头带的车厢太多，走不快。”他认为，一个企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什么都干，富力应该建立的是核心团队，而富力是人财物产供销，管理链条上、产品上通吃，过去市场环境好的时候，占领上下游产业链还可以运作，但当市场不好的时候，这些附属产业，都会成为累赘。
    “当然，老板是聪明的，富力已经看到了自己的不足，目前正在整改，苦练内功。”谢强说。
    “富力有它强的地方”，谢强举例说：“富力对楼盘设计都要充分研究，研究很多次。项目启动以后，先开哪个，后开哪个，占道在哪儿，土方平衡在哪儿，这块土方先放到哪儿省钱，省到多少，都有精确计算。”
……
    谢强，这个仍然以文学作为自己坚硬底色的地产人，正在走过其地产江湖的第二个10年。对于自己的地产江湖岁月，谢强这样评价：“身在其中，人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