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房地产报   记者 刘辰/文

无数次的天灾人祸已经表明，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彻底地遮挡风雨，充分地创造办公格局，或从容地适应不断变幻的环境。即便是建筑。

这并不妨碍两年一度的一场世界建筑嘉年华的上演。从9月14日开始，威尼斯双年展如期开幕，一个超越了建筑技巧本身的交流平台搭建起来，一种充满了观念化的展览形式构成了这一届建筑双年展的主流趋势，这也恰恰呼应了“超越房屋”的建筑展主题。

而在这场“秀观念”的盛会中，中国建筑师们再度成为主演中的一员。日前，第11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馆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军械库的处女花园举行了开幕仪式。在国际明星建筑师设计的标志性建筑成为时尚，并在中国大行其道时，第11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展团却逆流而上，将目光投向了平凡与实在的建筑材料。

中国馆：回归平凡

“中国建筑现在的现实问题不是缺少视觉效果强烈的明星建筑，而是我们普通人住的房屋的功能性正在退化。”策展人张永和这样解释策划“普通建筑”的初衷。

“普通建筑”是9月11日开幕的第11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的总主题，由张永和、阿城、龚彦组成的策展团队将其与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总主题“那儿，超越房屋的建筑”相呼应，分为“应对”和“日常生长”两个部分展出。其中，最重头的无疑是“应对”部分展现的汶川地震后中国建筑师的思考和行动。

5位参展建筑师刘家琨、刘克成、李兴钢、童明、葛明通过各自的方式都针对最近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推出了抗震环保的设计：刘克成设计的建筑将屋顶做成集雨器，这样可以通过收集纯净的雨水解决灾民的饮水问题；刘家琨设计的再生砖以地震废墟中的残瓦碎砖为原料，达到充分回收再利用的环保效果；作为唐山地震幸存者的建筑师李兴钢则推出自己设计的“纸砖宅”。

但已经看过展览的建筑评论家方振宁也遗憾地表示，中国馆并未完全展示出中国建筑界的现状。“尤其是奥运会前后的状态。现在世界都非常关注中国，但策展人和建筑师完全呈现中国建筑界的思想了吗？”

然而，这也并非都不好。方振宁说：“刘家琨的再生砖，就反映了汶川地震之后中国建筑师的思想回到了原点。”而这恰恰呼应了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主题：超越房屋的建筑。“所谓原点，就是思考建筑师对社会应负有什么责任，并尝试这种试验。”

“灾区并不需要建筑师的设计，但刘家琨是个建筑师，他不能做没有设计的简易房。可是他的努力还是被接受了。”方振宁补充。刘家琨设计的再生砖以地震废墟中的残瓦碎砖为原料，达到充分回收再利用的环保效果。虽然在观念上，“再生砖计划”还不能被认为是建筑学的成功，但刘家琨作为建筑师，对社会经济现实和生态环境的关注，却正符合威尼斯双年展的题中之意。

李兴钢设计的“纸砖房”则用平凡得会被人忽略的纸探索了另一种美好的可能性。“用日常复印废纸做墙面，用纸轴做房梁，轻便的住宅在危难发生的时刻不会对人造成致命伤害，而且居住者还可以非常迅速地逃离。”

超级明星：另一个极端

那边厢，建筑师马岩松却在主题馆“非永恒城市”单元中展出了一件“疯狂”的作品，马岩松将它命名为“超级明星”，与中国馆的本土化、平民化大相径庭。

“非永恒城市”单元邀请了全世界范围内包括马岩松在内的12名青年建筑师，针对日益丧失活力和特征的意大利罗马郊区，为它的未来提供新的城市肌体组织。

马岩松的方案直接针对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中国城（Chinatown）：“散布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中国城，和那里的商场、加油站、麦当劳一样，如同毒素，使每个城市千篇一律，无聊透顶。”

他认为，中国城里没完没了的餐厅、一成不变的仿古建筑，附会着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僵化想象。“这里没有真实的生活，如同这个国家遗留在异乡的一座座陈旧的主题公园，毒害着城市空间和人们的理解力。我们要想复活就必须以毒攻毒。”

所以，在MAD看来，“超级明星——未来中国城”是对这种过时、过剩的中国城所做出的回应。而在这颗存在着丰富真实生活的行星中，人们可以在这里享受中国食品、享受有品质的生活，进行各种文化、教育、体育活动。这是一颗创造和生产的行星，“人们可以在这里的工作室学习、想象并实现他们的想法”。

虽然这番奇思妙想和这个造型奇异的“疯狂装置”在国内建筑业界论坛张贴时饱受指责，可实施性也遭受大多数建筑师的质疑，马岩松更被讽刺为“作秀明星建筑师”，但“超级明星”却被亲临现场的建筑评论家方振宁认为是“相对中国馆反而引起更多注意的”。据他介绍，意大利很多媒体都刊登了马岩松的这个作品。

相比直接拷问社会问题的中国馆，“超级明星”用另外一种极端方式解释了这次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主题。“它可以停留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马岩松说，“和它所处的环境交换全新的激情和能量”。

他介绍，这里的奥林匹克中心也可以每四年降落在主办城市，不需要再重复建设昂贵的体育设施。“这里还有一个电子墓场来纪念在这颗行星中逝去的世界公民。”当然，目前“超级明星”是个乌托邦，没有设定任何等级制度或上下关系，只是一个技术与自然、未来与人文的混合物而已。

“也许我们需要的是不活跃的空间，而不是停顿的、乌托邦式的或是有商业用途的空间；我们需要一些图像以及让我们不可思议的东西。”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主席阿龙·贝特斯齐的一番解读，也许从侧面解释了“超级明星”出现的意义。

观察

中国馆的逆向与尴尬

■刘辰

如果说整个威尼斯双年展出现了很多“非建筑装置”的话，今年的中国馆则走了一条逆双年展主题而上的道路。既没有怪诞的造型，也没有任何塑造地标的决心。这条思路似乎与国内大行其道的造地标趋势大相径庭。

对于逆流而行，作为策展人之一的张永和的出发点是基于中国建筑现状的担忧：“我们有太多的明星建筑，媒体在错误地引导大众对于建筑的观点。不说现在的这些建筑，我们就回头看看故宫，故宫漂亮吧？一个北京人一年能去一次么？”

他举例，最好的普通建筑是四合院。但如何创造性地运用前人留下的智慧，来应对日益紧张的土地资源，又是年轻建筑师的新课题。

在今年的四川地震展现了触目惊心的普通建筑的脆弱之后，在张永和看来，普通建筑由于和人们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比所谓的明星建筑物更需要关注。“我们可以看看威尼斯的这些建筑，说不出哪一幢楼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特点，但是它们经得起细看，并且构成了一个整体。而国内的很多建筑，则恰恰相反。”

然而，逆行之外，中国馆仍然面临不小的尴尬。2006年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6万块准备建造“瓦园”作品的砖瓦在威尼斯海关被扣。因为当时从中国出发时，还没有确定此次展览的场地，也没有签订正式的展览合同，所以仅以500美元报价，作为商务活动的样品运了出来，后来经过和威方海关三天的协调努力才最终被放行，导致布展时间非常仓促。而两年后的第十一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中国馆有场无“馆”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改善，处女花园没有任何建筑，出于保护文物的原因又不能下挖，因而不可能建造地基。这样一块绝无仅有的展场对参展者来说有着无限的可能，但也是巨大的挑战。

惟一值得欣慰的是，在局促的空间中，摄影师王迪以“红色住宅”为主题的照片关注着特定时期的、在没有房地产商品房时代的建筑状态，展出的形式也很好地利用了油库的油罐空间。

“比较悲哀，真的有必要到西方大餐桌上抢一个席位吗？根本就没有解决‘馆’的问题，甚至连展场都算不上，就是一个仓库的夹缝过道。”方振宁说。

“是否惟一的出路就是要挤进双年展，即便没有公平的位置和空间？”方振宁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