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房地产报》 记者 张小梅/文

今年两会期间，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重提规划环评立法，杨阳相信一定是“厦门PX事件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2008年3月15日，是贵州人杨阳来到厦门的5周年纪念日。杨阳说，喜欢厦门的原因很简单，有海、有阳光，干净、开放，他可以在这个城市生活好，同时能赚大钱。“赚大钱后来不想了，关键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杨阳认为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件，就是为更好地生活而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的这种努力似乎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

2007年，杨阳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反对“PX”(对二甲苯)项目建造在厦门。最初，是一个生活在北京的普通厦门市民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告诉了杨阳“PX”项目立项情况。“因为邮件里有赵玉芬教授以及其他院士们的专业意见，我相信科学和科学家的良知。”所以，普通市民杨阳第一时间站到了反对“PX”项目的队伍前端。

“我觉得这个项目是肯定会被反对下去的，它根本不可能被建在厦门。”杨阳说。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杨阳想的那么顺利，学术界的声音最开始不被政府部门理睬，接着传出“缓建”的消息，但工地却并未停工。

作为外省人，杨阳对厦门的热爱让他愿意去呼吁更多人来了解“PX”项目将对厦门产生的影响。“有一天，你这么热爱的城市居然要让你离去，实在不甘心。”杨阳说。

杨阳开始通过MSN签名，把正发生在厦门的“PX”事件告诉了MSN联系名单上的两百多号人。为了最大程度调动厦门人对城市环境和现状的了解，杨阳召集了北京和上海的厦门人连线开会，给国外媒体发邮件，办事件邮报等。

在2007年6月1日，杨阳参与了如期举行的“散步”，至此，反“PX”运动进入高潮。厦门市政府宣布缓建，并委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评估该项目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半年后的12月5日，厦门市政府正式发布环评报告简本，并启动公众参与程序，最终决定项目迁建，宣布历时一年的反“PX”活动以多方共赢的结局而告终。

通过反“PX”活动，从事文字工作的杨阳几乎熟练掌握了重大项目立项所应经过的程序关口。“大的化工项目，除了当地相关机构批准，还得有发改委以及环保局审查通过环评报告。”杨阳说。

在反“PX”活动中，杨阳最反对的是“GDP会毁了厦门的前程”。厦门“PX”事件中对立双方用以抗衡的两个数字是：每年800亿GDP和哪怕采用世界上最好的环保生产设备和工艺也会产生的“600吨”泄漏。

地方经济保护主义严重影响了环保政策的实施和处罚执行的力度，这也导致作为环保决策和执行机构的环保总局，在与地方政府经济至上的发展思路中屡战屡败。因此，如何通过法律赋予环保管理机构的执行权力，是环保斗争中的重要命题。

“在规范政府环境行为方面，地方政府缺乏约束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环境法律体系中缺乏调整和约束政府行为的法律法规。”两会前夕，潘岳对现行《环境保护法》存在的突出问题作出回应时表示，“在规范企业环境行为方面，对违法行为处罚软弱无力，缺少量化标准。”

同样是在今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黄细花再次提出修改《环境法》，以赋予环保部门防污强制权的议案。但杨阳说：“有立法自然是好事，但执法的准确和完整性也是问题。”所以，始终认为“是我们的呼吁和行动导致了事态变化”的杨阳，愿意相信在法律和制度保障之外，关于重大项目立项所需经过的环保程序，“现在必须得添的一项就是民意了。民意就代表着对所有关口的综合考量。”

在媒体的报道中，杨阳成为厦门中产阶层壮大并发出声音的例证，厦门市政府的作为也被描述成“开创了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的先例”。

而在事件中始终处于尴尬地位的原环保总局，似乎也在多方利益纠葛中迎来了国家对环保的重视：2008年3月12日，原国家环保总局升级为环境保护部，成为正部级单位，它将更多地参与国家的重大决策。

在杨阳看来，厦门的未来应该一如既往，街道仍然干净，城市仍如花园，人们不急功近利，安然于生活。“城市根本的就是适于生活。”每一个城市，都应有这样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