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房地产报》记者 赵保国
北京报道
在二战前的美国,开发项目都包括一些城镇必备因素,如街道、公园、住宅、商业和公共建筑,缺了任何一个因素,城镇都算不上成功。
二战以后,随着城市化和郊区化进程的加快,美国城市规划发生了变化,制定了新的分区制度,将土地用途进行了明确规定,比如住宅、办公、商业或工业。
然而经过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人们突然发现生活质量在不断下降。城市环境恶化、空气污染、交通拥挤给城市生活带来巨大压力。
世界各国,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恢复传统邻里、改善人居环境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各种城市规划理论和原则应运而生,比如聪明增长、新城市主义理论、新传统主义理论……
“聪明城市”
阿拉伯现代谚语云:“我父亲一辈是骑骆驼,我们这一代是驾驶劳斯莱斯,我儿子一代是开喷气飞机,而他的儿子一代还将骑骆驼。”
这虽然是一个谚语,却反映了现代人返璞归真的愿望。人们出行从步行、骑自行车,到乘坐/驾驶汽车,现在又开始迷恋骑自行车和步行,因此在城市规划方面,更多地考虑到自行车和步行环境的营造,这正是聪明增长原则和新城市主义理论的本质所在。
在新城市主义理论的大潮中,中国自然也不甘落后,许多项目也在引进国外设计理念。许多国外设计公司相继进驻中国市场。就聪明增长和新城市主义理论问题,本报记者对几位美国专家进行了采访。
“聪明增长与新城市主义很相似,很难讲有多大区别。”美国EMSI环境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绿色建筑服务总监翰杰森(Jason Hainlin)说,“就我们团队所做的工作而言,我们更愿意称其为聪明城市设计(Smart Urban Design),虽然不是一个理论,但是运用了聪明增长和新城市主义的原则。”
美国加州旧金山地区综合设计院(IDS)高级设计师迈克·厄斯金(Michael Erskine)认为,聪明增长是总体概念,不能将其等同于新城市主义。新城市主义可以说是某种解决方案的处方,因此有许多不同处方,也就是说有好的设计和不好的设计。
IDS高级设计师珍妮·赛冬仁(Jane Sedonaen)认为,无论是聪明增长,还是新城市主义,是否成功都取决于快速交通、步行能力、地区稳定性等因素。
“比如快速交通,从小的方面看,建筑应位于快速交通四分之一英里范围内,可以步行到达。从大局看,这种快速交通应将整个城市连接起来,因此整个城市都需要采用聪明增长原则。”她说。
总之,聪明增长和新城市主义有助于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有助于创建地方感和社区感,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每个社区、每个邻里、每个建筑都应有一个核心。赛冬仁女士补充说道。
聪明增长在美国获得了成功吗?
赛冬仁认为,作为一个理论,更多人开始关注,并开始尝试。独户住宅,大院子,曾是人们追求的梦想,也是美国梦的一部分,但现在人们的观念开始转变。这是成功的基础。
“而且为了增加密度,美国许多地方已经冲破了分区和高度规定,高层住宅也更多了。”厄斯金补充说。
实际上最成功的并非做了哪些项目,而是作为计划或原则,从规划师、设计师、政府官员,大家都在谈论。在社区范围,在城市范围,人们开始利用聪明增长和新城市主义解决城市规划问题。
“分区制度已经存在几十年,许多问题并非一夜之间就可以解决,但人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而且有许多地方做得很成功。”翰杰森说。
本土的挑战
虽然新城市主义被视为解决城市规划和发展问题的良方,但在美国推行速度并不快,阻力重重。
首先是分区制度。翰杰森认为分区和开发规定助长了蔓延开发。在美国,分区制度对土地用途作了严格规定,不能混合开发,并对建筑高度有严格限制,比如有些地区规定只能盖3层或4层。
其次是政治因素。这实际上也与分区有关。在美国,许多决策都涉及政治问题,影响到决策人的政治前程。作为政治家,他们都不希望有激进的变化,比如分区,因此使聪明增长的推行速度放慢。
再有一点,就是人们越来越懒惰,不愿步行,出行都喜欢开车。汽车的增加,必然导致公路越修越宽,越修越远。
“好在政治气氛正在发生变化,人们希望有可持续发展的总规划,公众参与意识也更强了。30年前,人们会说绿化是别人的责任,而现在觉得人人都有责任。”赛冬仁说。
聪明城市在中国
谈到在中国推行聪明增长原则和新城市主义理论所遇到的挑战时,厄斯金认为,首先要使开发商明白,经济价值或经济回报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一个长期过程,要做10年或20年的打算。
那么新城市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特别是在目前的城市高速发展阶段?
翰杰森认为,是否适合取决于很多东西。因此,新城市主义原则也许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在美国,新城市主义主要针对相对较小的独户住宅项目,这种项目在美国很流行,但在中国却很少见。在中国,许多人生活在较大的城市环境里。“因此,我认为有些新城市主义原则不太适合中国。”翰杰森说,“但从长远看,中国在城市规划方面,应尽量向新城市主义目标努力。”
他认为,中国一些大型住宅项目趋于封闭和隔离,主要是因为人们对身份、地位的追求强烈。一些项目首先考虑的是安全问题,也就是说,住在该项目的人都很有钱,他们需要保护,不希望和不同阶层的人混住。
赛冬仁认为,中国的社区沟通不够,共享空间小,整体社区感不强。
其实好的分区并不一定非要混合开发,即使是大型纯住宅区,只要有很好的通道,连接商业区、办公区以及学校、医院等设施,就是成功的社区。
美国也有很大的纯住宅区,住在中间位置的居民,要买些日用品也要驾车5~10分钟,孩子则需要乘坐公交车或由父母开车接送上学。
赛冬仁认为,虽然距离住宅有一定距离,只要有便捷的公交系统或校车,孩子们可以很方便地搭乘校车,就不算坏。
谈到中国项目开发的问题,EMSI公司专家杨洋认为,一是开发商大都愿意开发中产阶层以上的住宅项目,不愿建多种住房类型。二是项目的开发时间短。在中国,项目开发速度非常快,而在美国,同样的项目所需时间要长得多,这样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规划、设计、环境和经济评估。如果做决定的速度太快,就没有足够时间考虑的长远的利益和各方面的效益。
另外,美国专家建议,在开发大型住宅项目之前,应充分考虑办公、商业、娱乐设施的距离和便捷性。
与美国相比,中国有更好的条件进行填入式开发,因为我们有大量市区旧房、厂房再开发机会。
实际上,不论是大项目还是小项目,不论是混合项目,还是单一项目,无论是采用聪明增长还是新城市主义,最重要的是要创建地方感和社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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