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嫁给“大男人”

何鑫业

不敢说自己是妙龄女性，却也称得上如花似玉，一些只有自己才知道的生活细节，常常揭示我，该学会找找如意郎君了。一日，路过花店，突发奇想：什么时候，如果自己有了心上人，一定要将这家花店一天的鲜花全买下，捆成一大捆，连抱带扛地送去给他，让他一开门便大惊失色，让他明白藏在花后面的我，是这个城市唯一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子，今年26岁。

    离开花店时我还在想，什么花都行，只要多，多到无法忍受，多到连推带挤都进不了他家的门。最好看着他无可奈何地把花抛在街道上，抛遍他家附近的大街小巷。

那个把花抛遍整个街道的男人，应该是个大男人，刚强、武断、固执己见。他抛完花走进家门的神情，应该是果断干练，而不是得意忘形。他应该认识到，即使他把所有的花都抛撒完了，还有一朵永远留在他身边，那就是我，他应该在进门时让我看到如此微妙的表情。

说实话，我喜欢武断的男人，对一个问题固执己见，别人说这样的男人多半是“大男子主义者”，我说，我就是喜欢“大男子主义者”，女人不是要娶一位丈夫，找一位可以终身雇用的人，在我看来，凡是被女人控制住的男人，还能有什么好男人。

    说来奇怪，虽说是现代女性，却从小就相信这样一句陈年老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常常在想，只要我的丈夫是只好“鸡”是条好“狗”，我就愿意听他的。只要他是条好“狗”，就一定会走好道，只要他是只好“鸡”，就一定会有一个舒适的巢。我只须服从，只须跟着走。

终于，我结识了一位这样的“大男人”，他高大、魁梧、满脸的胡子，外表够狠的。第一次见到他，我就在想，他配不配接受我那么多的花，像不像那个在大街上抛花的人，我觉得很像。我作好了跟着他走的准备，等候他发号施令，我相信他是位敢说敢干的人，最好是坚定中带着蛮横，不由我分说。

第一次约会，地点在被称作爱情角的湖边，地点时间都让他定，这是他第一次发号施令，我执行了，但我觉得他更应该把地点定在江边或者旷野，这样更符合他的外表。第二次发号施令是他要我陪他去看电影，说实话，我讨厌电影，更讨厌一群人挤在空气混浊黑洞洞的地方，不明不白地被很差的电影故事左右。

他等在影院门口，手里拿着一把伞，彬彬有礼，举止得当。我说对不起，我来晚了，他说不要紧，再晚我也会等。整个晚上，我都在想，那个抛花的男人是绝不会允许我来晚的，他一定不会等下去，他抛完花准管自己走了，头也不会扭一下。再者，我讨厌彬彬有礼，讨厌低三下四，我觉得我不能再执行他的命令了，他的命令太差劲，比我的命令都不如。

从影院出来，天还在下雨，我们在街上走，两边是打烊的商店，一辆一辆的计程车从身边驶过去。突然我觉得这很像我喜欢的某歌星MTV上的场景，我的眼里突地涌出了泪水，我的心在委屈地说：请原谅我，你不是条好狗，绝对不是，我不能听你的。

就这样，像歌中唱的那样，我们分手了，他一点也没有错，这个世界上的男人都像他一样彬彬有礼。我也没有错，要找一个能够发号施令的人，必须比我强比我准确，然后把一生的幸福押在他身上，由他摆布。倘若有缘分，我相信这个人是能找到的，他一定是为数很少的唯独不彬彬有礼的人。

这一年的冬天，雪下得特别大。早上醒来，我觉得我就要找到那个人了，这个人外表普通，内心坚强。躺在床上，我想着那个果断干练地抛完花的人，会重新在什么地方出现呢？什么才是他愿意干的呢？是不是应该上大雪纷飞的地方去看看——第二天早晨6点15分，除了几位老人在晨练外，根本没有一位年轻人，这个城市的年轻人都还在被窝里，我意识到了。

大学的室友K来看我，我们已经五年没见面了。我把她让进卧室，一关上门，她就抱着我痛哭起来，委屈得让人不敢相信，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眼泪也跟着涌出来了。

她说，她跟丈夫离婚了，刚办完手续，这五年她受尽了虐待。她告诉我，她丈夫是一位画家，绝对的夫权主义者，他决定的事谁也不能改变。这五年来，她没有自由，天天陪着他画画、做模特，哪儿也不能去，几乎成了犯人，让她调色她就得调色，让她站着她就不能躺下。用他的话说，女人是家庭的政委，男人是家庭的大队长，打仗的事就得全听男的。

我摇着她的肩膀大声说，你这个笨蛋，他一点也没错，真糊涂，如果这个家一辈子听你的不就完了，你有多少创造幸福的能力？复婚！赶快打电报去说你要跟他复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是条好狗你就该听他的。K猛地推开我，打断我的话说：他不是条好狗，他是条凶狗。完了她又压低声音，不无凄冷地说：况且他快要结婚了，听说有很多女孩子要和他结婚。

    现在的情况是，离婚的K又结婚了，我却还是孤身一人。事后想想，一条凶狗和一条好狗的差异是很小的，只有善解人意的女子才能区别出来。K错过了一个机会，我想倘若让我遇上，我是绝不会让它错过去的。我仍然坚信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宗旨，但也不得不感慨，这个世界上的好鸡好狗太少了，况且还有命运和我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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