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画

何鑫业

过去，的确是有一种叫文人的人的。这种人有特定的生活方式，粗粗描绘，这些人似乎总是与菊花和竹、《汉书》和酒有关系。并且将菊花的苗作蔬、作羹来食用，同时酷爱清风、明月、晨露和烈酒。其实，这些还仅仅是文人的外相，真正的文人已没有太多的形式，真正的文人自打成为文人的一刻起，已在为“丢掉一生中积累的文学性”而作殊死的努力。也就是说，两个年少时酷爱文学的人，晚年相遇，谁是真正的文人，就看谁将文学丢得一干二净了。

    将文学丢掉，并非是将文字丢掉，也并非是将用文字表达心灵的手段和方式丢掉。文学是文学，文字是文字，心灵则是心灵。沈从文先生没有用菊花的苗作蔬，也没有用菊花的瓣作羹，但他是地地道道的文人。这可以从他早年“不进行描绘”的文字中见出，也可以从他晚年弃文从事服饰以及其他文物的研究中见出。文人的一生，当学会为这个世界上所有不会说话的东西代言，这个不会说话的东西包括一枕罗衾、一袭裙衫、一柄弯刀、一支烛和一棵草、一块石头。文人画由此而生，文人与画的关系也由此而建立（虽然文人画并非文人画的画，但严格别于民间和宫廷画师的绘画则是已有定论的）。

号八大山人的朱耷是一个僧，却实在是一个文人。他晚年致力于石头和虫的笔墨，实在是在致力于自己和整个沦亡的大明的冤屈，也实在是在“致力于”喊出一块石头和一条小小的“虫”（即他自己）的声音。这条虫“白眼向人”， 不屑于与虎、鹰和栖在松上的鹤为伍，原因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三者分别已有了官府、苛税和俗梦的意思，而多半因为这三者都是自己会为自己“叫喊”的兽禽。中国画至此抵达峰巅，董其昌称之为“文人之画”的东西，载了一些文人的道，浩浩荡荡向上古和当代各各长驱直入。

以为文人画只是一些“士气”、“逸品”，不屑载道的人，殊不知文人的道是有别于文的道的，文人的道就是那些石头和鱼虫暨花木的声音，一些由笔和砚掺和着墨掺和着时间、心境所作的东西。

八大山人衰年不再致力于石头和虫，只屑于在厢房里抄抄《波罗蜜多心经》，抄成若干后，送去殿堂作赠香客之用，且抄多少，送多少，既不落款，也不钤印。这时候的八大山人是超越了文人了的。这时候八大山人所书的字也是超越了字本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