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昕：高校官僚化制约大学发展

 文／闵云霄

　　王晓昕是王阳明研究的专家，而他之前的专业却是中国古代哲学，主要方向在中国先秦哲学、秦代至南北朝的中国思想等等，与“王阳明”结下不解之缘，是一次偶然的机会，１９８３年大学毕业后到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任教的王晓昕，1986年父亲接手贵州省教育厅一个关于王阳明著作古籍整理的科研任务，“于是喊我参与帮忙，我找来王阳明著作在贵州的唯一版本《阳明集要三编（黔南重刊本）》，到省图书馆复印了全书”。

接下来，王晓昕到陕西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课程，一边学，一边研读，在研习的过程中，王晓昕对王阳明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深入的研究，王晓昕在国内一些学术刊物不断发表了论文。1994年，贵阳王阳明研究会成立，王晓昕被推选为会长，有了更多与同行交流的机会，几年下来，王晓昕共编著专书7本，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有近处10篇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一本60多万字的专著，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并计划在２００８年10月份王阳明龙场悟道500周年之际，作为特别的献礼。

　　担任过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的王晓昕，在原师专与原金筑大学合并为贵阳学院后，担任副院长，作为一边担任行政官员，一边作为科研人员的他回忆起以前的生活时，觉得以前的精力主要放在学校的管理上，曾经的辉煌过去后，而现在分管教学科研，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喜爱的学术研究工作。

　　学高自然为师。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王晓昕还负责贵阳学院一定的教学任务，亲自给学生讲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等学科的教学，而两门课程迅速引起了省内外一些专家的关注，不少高校领导听了他的课之后，盛情邀请王晓昕前往教学，于是，王晓昕成了贵州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南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省高校教学名师，他讲授的课程成为全省高校的精品课程。

　　　在谈到目前中国高校质量问题时，王晓昕认为，1998年高校扩招后，人才的质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规模和质量是高校的双翼，如果只注意高校规模，就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王晓昕分析说，目前所有的大学面临着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片面追求把蛋糕做大，质量成为亟待关注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已经出现下滑的迹象。教育与市场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并不等于教育要产业化；二是成人与成材的关系。高校学生不适应社会，不是才能不适应，而是读书人转化为社会人的时候，角色转换不过来导致不适应，从而出现心灵不和谐现象，有两种明显的“症状”，一是很“左”的浮躁，盲目自信，二是很“右”的郁闷，封闭自守，但是两种状态都是对社会不适应的表现，这些都是因为高校的相关工作没做好，干部队伍和教师工作不到位。王晓昕介绍说，英国一个教育学家曾经提出过“博雅教育”的观点，要求学生知识广博，胸怀博爱，与此同时，做一个雅士绅士，其实大学本科是打基础，先成人再成才，更利于学生的成长。第三个问题是，高校的统一性与多样化的关系。这些问题周济部长反复强调过，大学要避免千校一面，否则是办不好大学的。贵阳学院的确应该“突出实用，服务本地”，办出自己的特色，办出自己的优势。

　　　在采访过程中，王晓昕还认为大学过度官僚化的问题，制约了高校的发展。其实大学官僚化一直存在，只是近些年表现更加明显,并日趋严重。首先是大学中的各级管理人员都确定为相应的行政级别，使得这些位子，特别是校级领导的位子，很大程度上成了解决地方官员待遇的筹码，而很少是为大学的发展而考虑。传统官本位思想统治了大学。由于干部提拔的非民主性,跑官要官现象的出现,这加强了领导的威权,也加速了教师的奴化。

　　其实，国外的大学也有行政管理机构，但其功能是为教学、科研服务。一旦学生、教授认为服务不到位，该部门的负责人就要承担责任。二者在基本理念上就有不同：国内的大学常常以行政为中心，而国外的大学是以教授、学生为中心。随着大学经费的增加,官员可掌握的资源也越来越多,甚至可以决定任何一个教师的前途。从此,学术腐败,权力横行,大学逐渐变成了衙门式的权利部门。王晓昕认为，大学要去官僚化,首先要淡化、直至取消行政级别，逐步实现教授治校,同时减少大学行政编制。

　　关于高校独立招生问题，王晓昕“不主张也不反对”，王晓昕说，如果中国的高校都象世界上很多著名大学一样是专家治校，高校以质量为第一的前提下，实行独立招生是可以的。但是目前中国的许多高校不行，独立招生极有可能助长高校招生环节的腐败，几年一任的官员为了突出政绩而改善福利，可能会以牺牲高校的长远的、健康的发展为代价。而教授和官员是不一样的，一辈子耕耘在高校的教授，他会把高校当作自己的家，把高校的一切当做自己的事业来做，“当前高校最需要的应该还是加强学术氛围建设，逐步去除‘过度行政化’的影响，让校长成为教育家，让教授的价值真正在学术上体现出来”，王晓昕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