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和朋友在法国，他买了一本十月第一周出版的《Courrier International》，杂志最大的专题文章有着一个醒目的大标题“六十年大寿的中国是否会渴死”，未及阅读全文，我便带着一向对法国人的“成见”半开玩笑对他说，“你们法国媒体对中国情感复杂，不想跟中国成为朋友，但又不愿变成敌人，报道中国就报吧，总要说负面……”

他的辩白可想而知，关乎法国人的独立思考，关乎法国人的民主评判，唯独关于那个专题更多是由我国国内媒体报道翻译集成来呈现中国严重缺水的事实我没什么可反驳。但不论怎么说，国外各大媒体在近年对于中国的关注几乎不曾停止过。连娱乐内容也都用其特有的方式在向中国传递一些态度信号。这不，热映的《2012》向中国示好的同时，中国普通民众们为该巨制踊跃贡献票房的同时，已经在各类公开传播平台上表达他们并不完全买账。

这样一种爱恨交杂的拧吧关系同样表现在我们所关注的吃喝问题上。

整个冬初，大量的酒商老外涌入中国，做各类产品的推介活动。而在华丽的营销行为背后，尤其是老世界酒商们，他们同样有困惑──百年传承的酿制技术、品鉴文化在这个生机盎然的国度推行起来并非一帆风顺，他们一方面会慨叹中国人不懂鉴赏，暴发户式地消耗他们的产品，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能量衰退的时节，只有中国人正风风火火地成为重要的衣食父母。这种相悖的关系导致做市场决定时总是有很多的牵绊。

而此类牵绊当然跟中外文化差异有关。最近在给外国客户介绍我们杂志内容时，我更多频繁使用“gastronomie”（法语，美食学），其辞典表述呈现为“关于吃喝好的艺术和科学”，如果更严谨地深究这个措辞的源头和意义，我们能在相关文献内看到这样的字眼“最早的美食学发达的中心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国和罗马，有若干文字记述了当时奢华宴饮，但西方现代美食学是在文艺复兴后真正崛起，各种理论体系建立尤以法国和意大利兴盛”。这里的兴盛当然除了跟美食生活的展开相关，更表现为有重要的文字记述。但即使昌盛的西方美食学屡屡提及的一部佳作，有着大文豪巴尔扎克作序的法国美食家Brillat-Savarin（布西亚-萨瓦罕）写就的《Physiologie du Gout》（《口味生理学》）也仅仅是出版于1838年（首次出版为1825年），但袁枚的《随园食单》已在1792年面世。我们美食学的辉煌历史无庸置疑，但今天确实远不同于西方的学理程度。

在西方人要进入中国大市场时，各种指导性丛书直接用拼音的“关系”、“面子”等教育商务人士认识中国的饭局文化，及其在中国人生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但“饭局”，确实不是西方式的“Gastronomie”能完全理解。

在我们的视觉总控设计我们自身形象广告时，他帮助我们发现了以“食”为主体的中国当代美食学的有趣现象。在方形意指餐桌的框架内，是形式上作为主题吃喝的物化“食”，以食的发音相同的式、视、世、时、嗜、释、势、仕、试、适，围绕餐桌，几可解释当下的饭局文化构成。

而这些饭局文化内容是我们惯常轻易忽视的，一个饭局的组织的思考过程简单快速，以致我们自己也忘记了我们有那么多的传统、习俗、价值判断在我们的日常饮食生活里发生作用。中国的美食学，一直都更是一部嘴巴、眼睛、鼻子、耳朵、内心的综合感受学科。

这个学科，我们正跟一大批有识之士一道重新进入，也许有朝一日，需要被广泛推崇和研究的新语汇，恰是中国的“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