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1年当选以来，社会有关方面和部分院士对“烟草院士”的争议就一直没有平息。2月1日，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增选政策委员会主任旭日干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不再受理烟草科技领域的候选人的提名或推荐。至于谢剑平的院士称号，旭日干认为，“现在还不能撤销”。院士评审和选举是严格按照章程规定的民主选举程序进行的。对谢剑平当选院士争议的处理也要严格按章程规定进行。（京华时报2月2日）

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舆论显然不满。但工程院的解释，依照现行院士制度，并非没有道理。由于谢剑平是经过严格评审程序当选的，因此，撤销也得按规章进行，而依照目前的院士章程，除非谢剑平自己提出辞呈，否则很难找到“撤销”的办法，即便院士们提出章程修订，对谢剑平的处理也只能使用过去的章程，这是基本的法律常识。

在笔者看来，照此情形发展下去，如果谢剑平不主动请辞，他就将一直保留院士身份。对此，唯有两种途径加以应对，一是反对其担任院士者，不愿意继续与其为伍，宣布请辞院士，以维护基本的学术伦理和尊严，这或可迫使“烟草院士”主动请辞；二是解散工程院，重新按民间学术协会性质进行重组，以清理一系列存在于院士评审、管理中的问题，让院士回归最高学术荣誉，而不再与各种利益挂钩。

我国院士评审、管理制度，早已被舆论广为诟病，具体包括，院士评审高度行政化，据统计，近年来当选工程院院士者，有超过80%有行政头衔，“院士出官，官出院士”对学术风气的负面影响很大；当选院士不但是个人的荣誉，也被认为是院士所在单位的成就，围绕院士评审的公关、运作，可谓丑态百出；一名学者一旦当选院士，除了一直享有相应的福利待遇外，还始终处在学术的“最高级”，是各种重大课题、重要评审的当仁不让的负责人，这破坏了学术的平等竞争。多年来，一直有人呼吁取消院士制度。这次“烟草院士”风波，再次把院士制度的弊端暴露得淋漓尽致，就连旭日干也承认，“我国对烟草科研成果的评价存在以经济效益为主要标准的倾向。科研立项、成果鉴定、奖励评审各个环节都强调“减害降焦”研究成果带来的巨额新增利税。评审院士过程一定程度也有类似倾向。”而100多位院士联合上书，要求撤销违背科学伦理的烟草院士，却难有结果，相信就连这些上书的院士，也深感学术伦理、学术尊严被漠视。这显然不是一个最高学术荣誉机构的作为。

处理“烟草院士”事件，对于弊端重重的院士制度来说，恰是改革的契机。如果能解散官气很重，被高度利益化的工程院（以及科学院），重新民间学术机构的性质重组，诸如入会的“院士”，只是会员，没有任何与之相关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和学术待遇，甚至需要每个会员为学会的发展，缴纳一定的会费，那么，工程院（科学院）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机构，带头推进学术去行政化、功利化，摆脱各种利益因素的纠缠。而如果工程院有这样的定位，那么，其章程也与目前的章程完全不同——目前这一章程的很多条文，根本不是把工程院作为一个学术机构，而是行政机构。这就是依照现有章程，解决不了“烟草院士”问题的原因。

对比国外的类似机构，没有我国这样将学术荣誉、头衔和直接的利益紧密挂钩的。就像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United States，英文简称 NAS），根本就不是政府部门，没有所谓的行政级别，而完全是民间的、非营利的、科学家的荣誉性自治组织，其下也不设研究机构。这样的学术机构以及其院士（会员）才具有“正能量”，对整个国家的学术研究发挥积极的作用。

推进学术机构去行政化，不再用学者的身份、头衔进行学术管理和评价，这样的改革，是符合《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纲要》的精神的，2010年颁布的该纲要指出，“改进宏观调控，推动政府人才管理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转变，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捷高效转变。”但这一纲要迟迟没有落地，主要原因是遭遇既得利益的阻力。现在，“烟草院士”风波将既得利益全部呈现，这也就给了打破既得利益，推进改革的良机。

那100位上书呼吁撤销“烟草院士”的院士，如果能主动放弃自身的各种利益，转而推动撤销工程院（科学院），推进其按学术机构的性质重建，这对我国科学、工程事业的发展将是功德无量的。这解决的不是一个烟草院士的问题，而是我国整个科研管理体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