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不少媒体都在评选年度人物。笔者看到，有多家媒体评选教育改革人物，一些大中学校的校长榜上有名。媒体有媒体的视角，代表的是他们的看法，可是，有一个问题却值得教育系统深入思考，校长与学校改革究竟是什么关系？

现在不少大中学校的改革，富有很强的“校长色彩”，比如，南科大的改革，就和朱清时校长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在笔者看来，一校的改革固然与校长的治校理念、办学风格有关，但如果改革的“校长色彩”过浓，实则不利于教改的持续推进，很有可能因校长的调整（退休、调离以及校长自身观念的变化）而存在变数。

目前，一些学校校长推进教改，依靠的是自身的行政力量和个人魅力，通常的做法是，有改革理想的校长，提出改革理念，然后在学校内推进，在推进中遇到各种阻力，再由校长协调各方力量解决。这一改革模式存在两方面问题，其一，改革很多时候是校长个人的想法（即便这一想法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并没有得到校内师生的广泛认同；其二，改革的决策由校长（及其代表的行政力量）做出，校内没有民主决策机制。如此推进教改，在校长本人在任时，改革会因校长的努力，有所进展，而当校长不任时，改革很有可能就无疾而终，新任校长有新的想法，完全有可能推翻前任的做法，另搞一套。

这其实是我国学校办学的老问题。我国学校之所以难以形成学校的文化、特色，就与这种治理模式有关，学校由行政主导教育和学术决策，换一任领导就换一个风格，由于行政权力大，在行政领导的运作下，有的学校的校训、校徽也几年一变——最近10年来，这种情况更加普遍，国内很多高校都纷纷改校名、校训，设计新校徽。这样变化无常的学校，是很难有文化积淀的。

虽然有的校长在任期内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但是，最应该改革的学校治理模式却没有触及——校长推进改革措施的方式，还是沿用行政治理方式，改革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如果校长真想改革，那么，就应该把自己的改革想法，涉及教育的，提交教授委员会讨论、审议；涉及学术的，提交学术委员会讨论、审议；涉及学校发展战略的，提交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讨论。如果学校没有独立运行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则启动这样的委员会、代表大会建设，制订教授委员会章程、学术委员会章程和教职工代表大会章程，这一建设过程，就是学校全面改革的过程，远比某个教育教学改革措施，对学校的长期发展更为重要。

一所学校有民主决策机制，学校就将淡化“校长色彩”，校长的作用，体现在维护学校的传统、文化，并对学校进一步提升上，这就是国外大学之所以通过大学理事会选拔校长的原因，这样选拔的校长符合学校办学的要求，同时校长必须对大学理事会负责。校长的改革建议，必须提交大学理事会审议通过，变为学校的整体行动，如果没有得到通过，则无法推进。就像普林斯顿大学，这所学校没有时髦的法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不是该校校长不愿意办，而是校长想办，可没有得到教授会的同意，教授们担心办这些学科，会分散学校的精力。事实证明，校长尊重教授们的意见是正确的。

有教育理想的校长和学校的民主决策相结合，有时可能并不利于校长教育想法的落实——教授们可能反对校长的想法，但是，这却避免了盲目、仓促、错误的决策，影响学校长远的发展，而另外，校长不断与学校的教育决策机构、学术决策机构进行沟通的过程，也是达成教育共识的过程。上个世纪30年代，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金斯为推进通识教育，曾在一年时间中，就作了64次公开演讲。他的演讲不但增进了师生的团结，同时诱发了大众媒体对芝加哥大学已经开始的改革计划的热切关注。再就是，由于是民主决策的结果，就是校长变更，也不会影响原有改革的推进。

以上这些内容，就是学校章程应该包含的内容。对于我国学校来说，没有学校章程，是困扰学校办学的根本问题。对此，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在担任南科大校长之初，就明确提到，他任期内的一大任务，就是制订南科大章程，这样南科大的办学就有制度保障，不会因人事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南科大章程并没有出台。

在前不久召开的201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指出，“在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方面，深入推进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切实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要加快大学章程建设，试点高校在今年要出台章程。”在笔者看来，学校章程的建设，是学校改革的基础，这是校长们应该首要关注的，离开了这一基础，富有强烈“校长色彩”的学校改革很难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