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扩大公开选拔直属高校校长试点工作范围。继去年全球公开选拔西南财经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校长之后，12月4日，教育部发布公告，决定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中国药科大学校长。公告要求，报名者应是中国公民，且没有国外永久居留权或者当选校长后自愿放弃国外永久居留权。（新京报12月5日）

这在网上引发热议。在不少网友赞成这一要求的同时，也有网友追问，为何要限定“中国公民”，而不能聘请外籍人士担任大学校长？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去年教育部公选校长时，也提了这一报名要求，可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网友们对此的关注，表明大家的观念在不断变化，这也需要教育管理部门做出变化。

其实，教育部提出的这一要求，是依法行事。我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条规定，“高等学校的校长，由符合教育法规定的任职条件的公民担任。”而《教育法》第三十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举办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其所举办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管理体制。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必须由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并具备国家规定任职条件的公民担任，其任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学校的教学及其他行政管理，由校长负责。”

如果允许非中国公民担任校长，那么，就必须修订《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有必要限定学校校长的国籍吗？这在不少国家似乎已经不是问题，早在2000年，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就受聘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校长，这被认为是中国人的骄傲。那么，既然中国公民可以骄傲地去任国外大学的校长，为何外籍人士却不能担任中国大学的校长呢？

能否由外籍人士担任校长，关键在于我国学校是否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在现代学校制度框架下，聘请谁来担任校长，是学校的自主权。通常来说，在实行现代学校制度的大学，负责学校决策是大学理事会（或大学董事会），校长的遴选由对大学理事会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负责，具体的遴选标准，则根据学校的办学定位、办学要求确定，与应聘者的国籍无关、行政级别无关。如果一所大学实行这样的办学制度，校长遴选面向全球，那么，是完全有可能由外籍人士来担任校长一职的。谁适合干，谁可以干得更好，就由谁来干。

我国学校的问题，就在于没有现代学校制度。公办学校，尤其是大学，有不低的行政级别，而行政级别又与各种待遇挂钩。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校长的身份首先是官员，其次才是办学者。这也是为何有那么多网友赞成校长必须由中国公民担任，不能有外国永久居留权的原因。如果允许非中国公民担任，很可能担任的校长一职的还是“中国人”，而他们的国籍却是外国；如果允许有外国永久居留权者担任校长，这和允许“裸官”何异？

推行校长公选，是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一方面措施，但从目前的校长公选操作看，距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还有很大的差距。首先，校长公选还是由行政部门主导，而不是由大学自身组成校长遴选委员会公开遴选，这就让整个公选，难以摆脱行政的影响；其次，公选校长的标准，与此前的标准并没有根本变化，依照公选的报名条件，报名者主要限定在现有高校的校长、党委书记、副校长；再次，公选的过程并不全公开、透明，比如，民意测评环节的民意，并非当场公布，参加民意测评者，不知道民意测评结果如何，也不知道这对最终人选的决定有什么作用。由于没有建立现代学校制度，面向全球公开招聘，也就更具象征意义。

对此，有一种说法是，如果哪天我国大学真能招聘洋人来当校长，将是我国大学的大进步。我觉得这只能表明我国教育进一步开放，至于我国大学是否进步，取决于是否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在现代学校制度框架下，学校有人事自主权，在大学理事会的决策之下，学校招聘哪国的人才是学校的自由，而学校吸引人才的，主要是事业发展空间。如果没有现代大学制度，即便学校有很高的外籍教师比例，每个教师都有洋博士学位，这也难以带来学校整体办学质量的提高，事实上，近年来我国一些大学，就特别强调洋学历，甚至提出非海外名校毕业将不录用，可这种做法，遭到的社会舆论的批评，明目张胆进行学历歧视的大学，追求的只是短期的人才建设政绩，却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为每个人才提供平等的发展空间。这正是我国大学无法吸引优秀人才的问题所在——优秀人才看不到事业发展的前景，进入之后很快被体制化，或者很快由于不适应体制而再被淘汰。这就好比我国足球请来洋教头，却没有多大改观一样。

公选校长只是迈出了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第一步，还有很多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包括，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成立大学理事会，推进大学理事会治理；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推进校长职业化；成立能独立运行的教授会、学术委员会，实行学术权、行政权分权，推进学术自治；等等。与此同时，为推进这些改革，需要修订我国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中不适应教改要求的条款。只有这样，我国大学才能融入国际高等教育竞争，无论是管理岗位，还是教育和学术岗位，才能聚全球英才，共谋教育事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