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大学的刘路，因为破解了世界数学难题，成了中国最年轻的教授。而韶关学院也出了个类似学生，该校大四男生王骁威，也解决了一个世界性的数学难题，可是他英语不好，四级没过，由于偏科，考研无望。

    刘路的幸运于王骁威而言，遥不可及。对此，韶关学院党委书记曾峥教授谈到，“我们学校目前还不招研究生，也无法保送他去其他名校。我们很担心这个好苗子毁掉了，要是我是华罗庚或者陈景润，我就让他当我的助手，让他好好走下去。 ”

    曾教授的话点出了其中的玄机所在。刘路之所以可以破格攻读研究生，可以破格聘为研究员，那是因为作为985工程学校的中南大学本身是一个研究生招生单位，有一定的研招自主权；而且，中南大学也有聘评教授职称的资格，所以可对少数优秀人才实行破格聘任。可这些，对于韶关学院这样普通的本科学校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

    我国现在已有2600多所高校，本来，每一所独立的学校，地位应当是平等的，然而在我国，高校因级别、列入计划、工程不同，地位却完全不同，社会对学校学历的认可度也完全不同。像985高校、211院校，学生无论在求学还是就业中，往往享有比其他院校更好的条件与更高的待遇。包括研究生免试推荐中，也只有211院校的学生才有机会，这是社会上学历热的一个直接原因，很多二本、三本普通院校的学生，一进大学就把考研改变自己的学校和学历身份作为“奋斗目标”，这些学校也迎合学生们的这种需求，努力打造“考研基地”。据媒体报道，在山东就有一名从临沂师范学院历史专业毕业的考生，从2004年毕业起，他已经连续8年报考北大的研究生。他本人的想法是借考研提高自己。不过，提高自己的路径有那么多，通过考研来提高自己，其实质不过是美化学历，转变学校身份。

    另外，在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系中，本应该属于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包括招生、课程学科设置、教学、教师聘任、学位授予等），目前学校并没有拥有，而是由政府管理部门通过行政评审、评估的方式，适当给少数学校少量的自主权。比如招生，目前只有80所学校有5%自主权；学位授予，需要经过评审，获得学士点、硕士点、博士点才可进行相应的教育，才能给学生授予相应的学位；教师聘任，则要获得职称评审权之后，才能在校内评聘教授、副教授，否则就要交给政府部门评审。前不久，在新一轮撤销行政评审中，设置研究生院的自主权交给了大学，可硕士点、博士点的审批权还在教育部门；评审高校聘副教授资格的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但行政评审的本质没变。

    上述管理模式，也直接导致学校办学理念的迥异。有一定自主权的学校，相对来说在人才培养、教师聘请方面有更大的空间。中南大学的刘路就得益于学校有这一条件；而绝大多数普通本科院校，日子显然就要相对差一些。本身与重点院校就有地位差距，再加上学校无法自主办学，很难树立学校形象，于是近年来，随着生源减少，不少二本、三本院校在一些地区的招生工作便陷入了困境。

    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就需要改变目前这种管理方式。一方面，切实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这方面的工作重点在于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转变传统的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只有每所大学都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学校才能办出个性和特色。另一方面，有必要推进各类教育平等竞争、平等发展，重新评估造成学校间不平等状况的由政府部门主导的各类工程、计划，淡化学校的行政色彩，只有学校平等，才能给学生多元的教育选择，也才能打破学历社会的观念，关注教育本身的发展。

    中南大学刘路的幸运，不应只是他一个人的幸运，每所大学的学生，都值得拥有同等的成长、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