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日前在武汉召开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上表示：“一个不把主要精力投入教学的教师不是合格的教师，不为教学操心的校长不是好校长。” 杜副部长直言，“有少数高校领导社会兼职多、出差出国多，主要精力、心思和智慧不用在学校管理上，更用不到人才培养上。”“有的高校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一年中从来没有专题研究过本科教学工作，有的高校领导班子成员一年一次课也没有听过。” 有的高校个别院系甚至在开设的课程中教授授课比例不足20%。(中国青年报8月27日)

大学是教育机构，校长应该操心教学，这是基本的常识，而早在1998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教学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长陈至立，就指出我国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存在四个不足，其中就包括部分领导精力投入不足和部分教师精力投入不足。如今时隔14年多，教育部领导谈到大学本科教学问题，仍旧指出“首先是领导的精力保障问题” 以及“相当一部分教师存在重科研轻教学、重兼职轻本职、只教书不育人的倾向。”

在过去的10年多时间中，针对本科教学，教育部没有少下发文件，开展了本科教学质量评估，也推出了声势浩大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一再要求高校要把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建设为一项基本制度，可为什么高校领导对本科教学不重视的问题，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的问题，却依旧没得到解决呢？

这与两方面因素有关。其一，我国大学校领导的任命、考核、评价，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实施的，因此，校领导办学，必然对任命、考核其的主管部门负责。虽然主管部门十分强调大学教学，可是，在考核、评价校领导时，这是极为次要的因素。一方面，相对于科研指标（包括国家课题、经费、论文、专利、国家科技奖励等）来说，教学的指标“偏软”；另一方面，抓科研很容易见成果，可培养人才本就是“百年育人”的事，本届校领导重视教育教学，见成效有可能要到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了。近年来，一些高校校领导纷纷宣称最近10年是本校发展最快的10年，他们采用的数据，几乎就是科研数据，有关教学的数据，只有学生规模的变化。也于是，他们对教授的考核指标，也主要集中在科研指标，对教学的考核，只是工作量。

为引导高校领导重视教育教学投入，主管部门想方设法设置了有关教学的硬指标，比如毕业生就业率，还推出了国家精品课程工程，以及高等院校国家教学名师评选，但这些并没带来高校教育教学的改观，反而在各种行政、利益因素影响下出现进一步败坏教学风气的现象：为把就业率弄得好看，大学正常的教学为学生找工作让路，还有的学校弄虚作假编造就业数据，甚至扣押学生毕业证让学生拿就业协议书来交换；为打造国家精品课程，学校集中资源投向少数课程，结果是出了精品课程，可其他课程的质量却下降，另外，获得精品课程荣誉后，并没有按主管部门的要求加以推广；鉴于精品课程和国家教学名师，既是集体的荣誉又是个体的荣光，校领导们于是“亲自”挂帅参与申报、运作，运作的结果是，平常很少上课的校领导，居然成了精品课程的负责人，成了国家教学名师。——当校长都成了教学名师了，还能说其不操心教学吗？

其二，无论是在升学阶段还是在求学过程中，我国学生都无法根据学校的教学质量进行选择。在我国现行高考制度中，一名学生只能拿到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而不能像国外学生那样，可以同时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来选择大学，因此，我国高校在招生中“抢生源”，不是用教育质量和教育服务，而是用录取手段和政策优惠，比如给予学生20~60分的录取分数优惠，同时要求学生必须承诺报考本校，而这种“抢生源”，主要意图是制造招生业绩，几乎所有高校领导，都一边批评当下的应试教育制度，一边用本校的录取分数作为当年招生的重要业绩，而招来学生后，并不重视对他们的培养。

我国大学的学籍管理制度，给了大学不重视教学，照样过得很好的“底气”，在美国，如果一名学生对学校教育质量不满意，他可以申请转学到另外一所大学，而在我国，学籍管理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考虑到高考招生的录取分数差异、学校的录取批次差异，一名学生就是对就读的学校、专业十分不满，也很难申请转学、转专业，除非他选择退学，再参加高考。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就是不重视教学，学生们也无可奈何。

综合起来，在当前的校领导任命、考核机制和大学招生、管理模式下，大学领导不重视教学，是十分“理性”的选择——谁会把精力花在见效慢，而且就是不投入，也无所谓的事情上呢？反之，投入科研，很快见效、出成果，自己还可得实惠、好处，何乐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