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上任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新任校长韩震向全校师生公开承诺“三不”：担任校长期间，不再做自己的专业(外国哲学)学术研究，不再申请自己原有学科专业的研究课题，不再谋求与教学有关的个人荣誉。此前，湖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分别在履职之初做出类似承诺。（南方都市报8月9日)

在我国高等教育的管理中，大学校长这一角色，定位一直很不清晰。通常而言，存在三方面问题。

其一，校长是官员，而不是教育家。由于我国大学校长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拥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从副厅到副部不等），因此，无论是校长自己，还是学校师生、社会舆论，都把校长定位为官员，而不是教育家，这导致校长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首先是官员模式和行政思维。

其二，校长是优秀学者，而非杰出的教育管理者。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在选拔校长时，学术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标准，近年来，这一标准甚至越来越高，当选者要是院士变为了基本要求，但从校长的职责看，学术能力并非第一位的要求，懂教育、懂教育管理，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才是基本要求。不懂教育管理的院士被选任到校长岗位，还被认为是为管理学校做出“牺牲”。

其三，校长不是专职，而是兼职即可完成的任务。长期来，我国校长一边从事校长管理工作，一边还继续开展学术研究、教育教学，这把校长职位变为一个“兼职性”岗位，其结果是，校长没有当好，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也只是以校长名义进行，但其实由其他人（校长课题组成员或学生）完成，这反而催生了学术不端和“权力通吃”——近年来，已爆发多起校长与学生共同署名论文论文涉嫌抄袭、造假事件，在事发之后，校长声称自己“不知情”；再就是，校长利用手中的行政权，谋求学术利益和教育利益，制造学术不公平和学术腐败。

在现代大学制度中，校长应是职业化、专业化、非行政化的。道理很简单，校长必须全身心投入，才能管理好一所大学，这不是靠兼职就能完成的。为此，应该按照这一要求遴选校长（不愿意放弃学术和教育工作的，可自动放弃遴选），并按这一要求考核、评价校长（只考察校长管理学校的业绩，而不再考察校长的学术成果和教学业绩）。去年年底，教育部在两所直属高校试点校长公选，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明确提出，选拔校长要坚持职业化、专业化、非行政化的标准。但从具体的选拔委员会构成和选拔程序看，还没有真正做到职业化、专业化和去行政化。

把校长的工作界定为管理大学，实行校长职业化，首先，应当对校长不再从事学术研究、教育教学做出制度化的规定。从去年以来，我国已有多所大学的新任校长宣布，担任校长期间，不再从事学术研究，不再带研究生，全心投入校长工作。这是对校长职业的“回归”，得到了舆论的普遍好评。但这只是校长的个体行为，从建立现代大学出发，有必要作出制度化的规定。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有的国家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学者担任校长之后，不得再从事学术研究；而即便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国家，从利益回避出发，校长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也成为不成文的规定。

近年来，我国有不少大学，宣布在校内推行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主要措施是，校长不再担任学校学术委员会职务，从表面上看，这是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但从本质分析，这并不是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其中最关键的是，校长还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退出本来就没有多大学术权力的学术委员会只有象征意义，甚至会把学术委员会变为为校长牟利的工具。如果校长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他作为行政执行人员参与学术委员会，不是可以更好地执行学术决策，为教授服务吗？要做到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第一步应当是校长职业化，不再从事学术研究。

其次，应该建立能独立运行、发挥作用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我国一些高校已有教授会和学术委员会，可是，这些教授会、学术委员会，基本上挂靠在学校教务处、科研处或研究生院，活动并不独立，另外，这些学术机构，不像国外大学的教授会、学术委员会，是最高的学术权力机构——他们作出的学术决策，行政机构必须执行——学术委员会既不独立，也没有权力决策，其结果是行政治校、治学一把抓，行政主导了学校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的配置，教育行政化和学术行政化也就不可避免，很容易制造利益共同体和权力通吃。

合理的现代大学制度中，教授应主导学校的教育决策和学术决策，校长作为职业化的管理者，只负责学校的行政，执行教授做出的教育决策和学术决策，为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创造条件、提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