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4月1日报道，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副主任姜垣强调，如果政府部门准许所谓“中式卷烟创新”项目参评国家科技进步奖涉嫌违法，对公众将产生误导效果。科技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3月23日开始在该部网站公示：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项目申请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公示期为40天。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杨功焕表示，将号召相关机构及专家致信科技部“叫停”该奖项获奖。此前，“烟草院士”谢剑平主持的“卷烟危害性评价与控制体系建立及其应用”，就曾获201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在笔者看来，恰是行政主导的政府科技奖励、科技评审，导致了烟草项目获国家奖、政府奖的现象。

由国家科技奖的评审模式，不妨设想，假如微软、苹果是中国公司，他们的诸多发明，是不是早就获得了国家科技奖？而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人，也极有可能因此也成为院士。但这些“好事”，在作为美国公司的微软、苹果身上，没有发生，因为美国没有这种政府性质的科技奖励。

我国的科技奖励，意图是鼓励研究人员重视科技创新，推出更多科技成果，由此促进生产进步。这在科技人员匮乏、科研局面没有展开的时期，发挥了不错的效果，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建立，还采取这种政府评奖方式，就非但起不到鼓励、促进作用，反过来加重各种评奖的功利色彩，而且，严重干扰和影响科学研究的正常进行。

在行政主导奖励的评审中，有两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其一，由于是国家奖，因此，各行各业十分重视，每个行业会视是否有项目、人员获得国家奖作为行业的政绩，同时把国家是否向该行业的项目、人员授奖，与国家对这一行业的重视联系起来。我国出现“烟草院士”，以及烟草项目获得国家奖，就是这种国家授奖逻辑所致。——— 作为国家的一个合法产业，国家级授奖当然不能把其排除在外。再加上国家科技奖重视经济效益，因此，那些取得突出经济价值的科技项目，自然有获奖的资格，哪怕它是提高了影响身体健康的香烟的销量。

其二，由于国家奖励、国家荣誉，代表国家、政府的认可，因此，为获得国家奖励，各行业、机构都展开争夺。在争夺之中，科技创新的主题逐渐偏离，变为了跑奖、要奖。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乱象在各类政府科技奖励评审中出现，有的科研项目根本还没有完成，就编造创造了多少经济效益，包装报奖，然后再以国家授奖，去推广市场；有的研究人员，所有的精力，不是花在认真进行学术研究中，而是用在搞公关、搞运作中，把一个项目包装好报奖，获得成功之后，就开始靠“成果”吃饭，以“成果”去申请项目，以项目资金攻关包装，再去报奖，再以获得的奖项去申请新项目……如此反复，最后，其获得很多项目、很多奖励，各种荣誉加身，可这些项目，带来了怎样的科技创新，又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很难看到。

从利益角度分析，由行政主导奖励、评价来评价学术成果和价值，对于学者、一些机构投机取巧搞学术研究和创新是一种“变相鼓励”，相对于踏踏实实做研究、做创新来说，用力公关评审机构，可能更容易“出成果”、更容易成功。这其实败坏了学术研究的风气，也可以回答公众的疑问：为何每年我国都有300项左右的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励(获得省市奖励的科研项目更是无数)，可为何我国却没有令人瞩目的科技创新产品。而美国没有每年向全国范围内的科研项目颁发国家科技奖，可其创新产品却风靡全球呢?

创新不是靠奖励奖出来的，政府应该退出科技奖励，把学术的交给学术，把市场的交给市场。学者的学术贡献，由学术共同体评价，不需要政府的参与和搅和，这样才能摆脱行政和利益因素的干扰，让学者有学术声誉和学术尊严的意识，真正把心思花到学术研究中去。科技成果的市场价值，由市场来选择、评价，不需要政府给某个成果定义为国际领先、国内先进诸如此类，那些被政府表彰为国际领先者，没有产品被任何消费者认同，这样的领先除了花掉大把科研经费、自欺欺人之外，还有何用？

我国在2010年先后颁布的国家《人才发展纲要》和《教育规划纲要》中，都提到了学术管理、评价去行政化的思路，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既如此，就应该按照纲要精神，切实调整不合理的做法。明知有问题还继续坚持以往的做法，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这就如“烟草院士”早被质疑，可当下的科技评奖，还继续让烟草项目入围。这种问题复问题，只会让学术的公信力一再受损，让公众丧失对学术发展、科技创新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