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央视新闻调查》播出了对辽宁宽甸县解决全县校车的调查。宽甸是一个比较贫困的县，可在三年前就想到配备校车，全县只有12辆校车，却承担了10多个乡镇5000多名学生的接送任务，同时，这些校车在过去三年里，没有出过事故，这被认为是贫困地区解决学校校车问题的一个成功案例。（央视1月15日）

三年校车运行，没有出任何事故，这当然是政府加强投入保障、严格司机招聘和校车运行管理的结果。我们也期望其校车运行，能够永远“零事故”。然而，还是有一个问题，始终无法回避，这就是在政府加大了保障力度，配备了合格的校车，加强运营监管，招聘合格、有良好驾驶记录（宽甸还要求驾驶员要为人父母），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不超员、不超速的情况下，万一校车仍旧出现了安全事故，比如由于事故对方的责任，等，怎样看待校车事故，怎样追究事故的责任？

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宽甸的县委书记。他坦诚，自从为学校配备校车起，他就没睡过一天安稳觉。而当初推出这一计划，也有不少人并不支持，认为何苦把这么大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万一出了事，不是吃力不讨好吗？但在他看来，不能因为担心出事，就不做这有意义的事，原因很简单，自己也是孩子的父亲，而且不能因为吃饭要噎着，就不吃饭了。

这样的校车工程，有很浓的个人色彩，为此，其推广和复制，就存在问题，有多少县委书记、县长会像宽甸县委书记这般想呢？其实，在解决学校校车问题上，地方政府面临两方面问题，一是投入问题，二是就是安全责任问题。虽然由政府主导解决校车，会大大减少校车安全事故，但是与此同时，政府也就承担更大的安全责任，一些政府官员担心，自己会因校车事故问责，与其如此，还不如不由政府主导，而把主体责任交给学校，就是出了事故，政府部门最多承担监管不力的责任，问责也只能问到教育部门负责人和分管领导，而不可能问责到一把手。宽甸县委书记在接受记着采访时也谈到：“没有这些校车，它就可以去追究这些企业的责任，追究学校的责任，它可以往下追究责任，像我们这种情况，你追究谁啊？你自己管理的。”

前不久征求意见的《校车安全条例》，也是按照这种责任思路，建立校车安全系统——在校车安全事故中，学校的责任、司机的责任是主要责任，而政府部门主要是监管责任。不客气地说，这样的责任划分，很难让责任落地，结果是，学校干脆也不配备校车，让家长自行解决。

    认真思考由政府主导的校车工程，在出了相关事故之后，该怎样问责，这对于解决政府主导的后顾之忧，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从宽甸的例子分析，由政府主导的校车，三年没出事故，可见政府主导，是提高安全性的重要保障，但如果出了事故，是不是就认为政府主导原则应该调整，当初的决策错误呢？提议并全力推进的县委书记要承担主要责任呢？这必须基于事实，按照法律，而不能仅凭感情，或者非白即黑的解决问题的逻辑。

    在笔者看来，在政府保障投入、加强安全监管的背景下，校车如果出现意外，这不能追究政府主导官员的责任，问责要遵循罪罚一致的原则，否则，不管事故原因，只要出了事故，就拿主导人员是问，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干这差事的。从目前校车事故的问责看，存在着责任并不清晰，但为了平息事件，迅速处理相关人员的问题，这种问责机制，是不完善的。比如校车合格，司机有多年驾驶经验，也未超载，由于司机原因出事故，应该追究司机的责任，再撤掉校长的职务、教育部门领导的职务，就说不过去；再比如，学校缺乏资金，配备不合格校车，如果基于事实问责，由此发生的校车安全事故，首要问责对象其实应是地方政府负责人，因为正是由于政府该投入却不投入，造成不合格校车泛滥、黑校车泛滥。

    校车安全责任问责之所以存在责任不清的问题，还在于老百姓并没有参与管理、决策、监督的渠道。这不仅存在于政府不主导，由学校和市场解决校车的模式中，也存在于政府主导的校车工程中。目前，由政府主导的校车工程，基本上由当地政府一把手拍板，虽然这是一件关乎民生的好事，但更适合的决策程序，应该是广泛听取学校、老师、家长的意见，制订合理的方案，提交县人大讨论、审议，然后颁布当地的校车条例。如此出台的校车工程，就不是一个人的责任，既能调动更多的力量维护校车安全，同时，在校车万一出现事故之后，也有依法调查、依法问责的程序保障。

    这其实也是美国解决校车问题和我国当前解决校车问题的不同之处。在美国，校车由政府主导，但有关校车的法律，是要通过立法机构讨论、审议的，在学校管理中，还有社区教育委员会和家长教育会，参与管理、决策，我国目前解决校车问题，在试图纳入法律轨道，可采取的还是行政思路，所以在政府主导和不主导问题上纠结不已。要化解这一问题，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将民意纳入决策程序，同时建立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机制。这样，政府不可推卸责任，也不会承担无限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