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1月14日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师昌绪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内科血液学专家王振义荣获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自此，自2000年我国设立国家最高科技奖以来，已有18位科学家获此殊荣。根据公开的资料，笔者统计得到，这18位中，获奖时最高年龄90岁，最低年龄64岁，80岁以上的13位，70岁以上的4位，只有一位60岁以上，平均年龄80.83岁。

多年来，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者多为“20后”、“30后”，一直令舆论焦虑不堪。可与之对比的是诺贝尔奖获奖者获奖时的年龄情况，虽然诺奖获得者最年长者接近九旬，但根据有关学者的统计，诺奖获得者平均获奖年龄并不高，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的平均获奖年龄分别为：50.16岁、50.78岁、50.86岁。也就是说，我国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平均年龄要比诺奖科技类奖项获得者的平均年龄高出整整30岁！另据统计，物理学、化学、医学、经济学等诺贝尔奖获奖者取得成果平均年龄为40.16岁，35岁取得成果最多。研究者由此指出，一生中黄金创造期大致是26岁至46岁的年龄段。

在这次科技奖颁发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消息是，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再次空缺。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仅在2002年度、2004年度、2006年度和2009年度授予过自然科学一等奖，11年间空缺了7次。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国家自然科学奖要授予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公民，这些重大科学发明必须符合前人尚未发现或者尚未阐明、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得到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公认三大标准。从一等奖的空缺可见，过去10多年来，就是在我国国内得到公认的重大原创性研究成果也屈指可数。这或可以说明为什么国家科技最高奖获得者为何只有从“20后”、“30后”中寻觅了。

这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在笔者看来，我国必须高度重视教育体制改革和科研体制改革，以为杰出人才的成长提供教育土壤和学术土壤。在教育方面，在总共18位获奖者中，只有袁隆平(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王选(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王永志(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李振声(1951年毕业于山东农学院)、孙家栋（1951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5位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的大学生，且集中在50年代初期。这足可印证钱老的世纪之问——“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最近国务院发布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推进教改的一个重要意图，就在于求解“钱学森世纪之问”。但必须注意的是，虽然教改的蓝图已经确定，但能否切实落实，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比如，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就将直面当前大学存在的严重行政化问题，既要求政府部门放权给大学自主办学，又要求大学的行政机构分权将学术权、教育权、评价权交给教授、学生。

与教育问题同样，我国学术管理也存在严重的行政化倾向。有媒体统计证实，在2011年开始实施的、由大学承担的63个973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中，首席科学家由现任大学校长、副校长、校长助理等校级行政人员出任的共16项，由现任院长、副院长、系主任及相同岗位人士担任的共22项。而在2009年新增选的院士名单中，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管理人员；2009年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85%以上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都是带“长”的人物。这样一来，学术被权势交易严重侵蚀，包括成果报奖本身，也有着诸多利益交换、社交公关的潜规则，这势必引导“学者们”一心追求行政岗位，并以此谋求学术利益，最终导致学术“功利化”与“空心化”。这或可解释为何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一再空缺。更令人忧虑的是，很多刚投入学术领域的年轻人，也不再有学术理想，而是想着怎样在功利学术、社交学术、泡沫学术环境中“适应环境”、“媳妇熬成婆”。

国家科技奖，是我国科研发展的晴雨表，每年几百项成果获奖，远不能说明我国科研硕果累累，这就如我国的科技论文数早在2007年就达到世界第一的规模，而我国的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却在全世界范围内很低（以论文引用率测算）一样，大家更应该对其中暴露出的问题，引起高度重视。当然，这不是以急功近利的方式，“拔出”年轻的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而应该按照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培育让拔尖人才、杰出人才辈出的环境与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