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超，1942年出生，重庆市丰都县人。人生角色在代课老师、铁路工人、通讯员、机关干部中转换，2000年退休。2001年，时年59岁的李文超参加了当年高考，以总成绩286分获得全国大龄考生第一名，被网友称为“花甲状元”，贵州师范大学将其破格录取。本科毕业后，他又连续5年旁听该校研究生课程。今年11月8日，李文超赴京，来到北大和清 华旁听博士生课程。他说：我学习的惟一目的就是汲取知识，毫无旁念。（新京报11月16日）

对于李老先生的上述选择，大家觉得并不稀奇——退休了，把读书当作晚年生活的乐趣，没有靠读书获取功名的杂念，是完全正常的，就如身边的老头老太上“老年大学”，只不过他把学习的课堂放在了正规大学。然而，这样的选择，在年青人中，似乎就难“复制”，有多少人能做到不在乎读书所带来的学历提升、命运转变这些功利价值呢？

读书本有双重价值，一是非功利的完善自我价值，二是功利的从中获得教育回报的价值——教育经济学有一个概念是“教育回报率”，就是以每多求学一年的收入增加幅度进行计算。近年来，教育回报被公众关注过度，而读书完善自我的价值，却几乎被公众遗忘。

从幼儿园的“赢在起点”起，到大学生就业难，贯穿我国教育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教育回报率，具体包括“早投资、早有回报、有更大回报”，“进名校、才有回报”，“高学历、高回报”等等。总体而言，大家评价教育所采取的指标体系，就是投入多少金钱、精力，今后可以从中获得多大的回报（包括找工作、晋升等等）、采取怎样的投入组合划算。

这样的分析，并无不妥，如果求学没有回报，那还付那么高的学费干啥？但如果只在乎教育的功利回报，而忽视教育对人自我的完善，读书的价值就会迷失。典型的表现有三，一是当发现读书无法带来功利的回报之后，产生新的读书无用论，这在我国的一些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已经形成；二是只关注读书求学所能获得的“学历”、“身份”，而不在乎具体的教育内容；三是在关注具体教育内容时，在乎“有用”之学，即一些工具课程、技能教育、职业训练，却不关注“无用”的人文、社科等通识课程。所以在现实中，目前“学历社会”与“读书无用论”并存、“教育重要”与“教育空心化”同在，所有大学都变为职业培训所，直接服务于学生能找一个饭碗。且以这作为教育成功的重要指标。

李老先生这样的人，现在已非个别，最近几年来，不时冒出类似的“学历哥”、“学历姐”，他们的经历与选择确实难以复制，但却在功利的教育环境中，闪现出非功利教育的光芒。我们当然不是希望读书的价值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计算，只有读书的功利价值与非功利价值形成平衡，我国的教育观与人才观，才能走向成熟与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