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南科大校园建设正式启动，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当时透露，不久前教育部已经正式批准南科大筹建，这也意味着望眼欲穿的南科大终于等来了“准生证”，只要经过一定的筹建期，就可以转正了。然而，朱清时近日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感叹连连，“我现在才知道，我们拿了准生证，还是不能招生，还要等。”“招生的程序，说简单就简单，本来这个事情是极容易的，现在很难说了，还要等批准。”（南方都市报10月19日）

有了“准生证”，却受困于没有“招生证”，可能出乎大家意料。按理，“准生证”与“招生证”应该是一块儿“颁发”的，就像生孩子，你总不可能准生之后，又告之：生头部要批准，生身体还要批准。其荒谬性不言而喻。

但是，这荒谬的事儿，在当下的教育管理环境中，却也是十分正常、在“意料之中”的。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法》，依法设立的高等学校，将依法拥有招生自主权在内的7项办学自主权，其中，关于招生自主权的描述是这样的——“高等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但是，《高等教育法》颁布至今的10多年里，我国高校没有拥有一项自主权，目前我国仅有80所高校拥有5%自主招生权，而每年的自主招生方案，仍旧要报批。也就是说，高校要进行招生、专业设置、学科调整、机构调整与人事改革，都是需要一项项上报、一项项等待管理部门审批，再“授权”的。

在笔者看来，以去行政化、去官化为标志的南科大诞生于国家整体推进面向2010年的教育改革的背景下，而这次全国教改，也将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作为改革重点，因此，教育部在批准南科大设立时，按照新型的政府管理学校模式，试点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教育部并没有采取这种做法，只是给南科大以准生证，并没有说这样的大学，就完全自主办学。这无疑让大家对其推行去行政化改革，充满担忧。

当然，或许教育部对高校怎样自主办学还没有想清楚，以招生而言，目前实行统一高考集中录取，如果高校实行自主招生，选择无非有二，一是打破统一高考，即高校可自主举行考试；二是打破集中录取，即高校可以高考成绩作为录取依据，但学校和学生双向选择。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如果政府部门还是采用传统的行政思路管理大学，就必然涉及如下关键性命题：南科大这样的学校该列为哪一个批次？是否允许南科大这样的大学，提前招生，或者不纳入集中录取？

由此可见，教育部门实际上还没有真正转变行政思维。在改革思维之下，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坚定地放权，不再考虑怎样将大学纳入集中录取，设定所谓的录取批次，而应着力监管大学是否有《大学章程》，培育大学公平竞争的教育环境，把包括招生自主权在内的一系列属于大学的权力全部交还大学。这是我国新一轮教改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面对如此现状，从积极角度分析，南科大在诞生、成长中遭遇的每一个问题，或都具有突破意义——她在给政府部门“出难题”的同时，会督促政府部门一步步转变管理思路与工作方式，由此推进放权进程。令人焦虑的是，假如政府部门并不理会这些“难题”，而尽力采取过去管理大学的方式，用一个又一个证书的审批，把南科大的成立、发展，纳入传统模式，这将是南科大的杯具，也是我国教改的杯具，去行政化、去官化就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