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上午，47岁的徐玉元在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持刀砍伤31人。此时，距3月23日福建南平砍杀小学生案不过月余，却已经是第三起向无辜孩子下手的惨案。作为资深犯罪心理学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认为，作为学者，需要详细调查以供研究；但对社会和公众，媒体报道应该“淡化”处理。他说，“刑事案件的报道是把双刃剑，它摆脱不掉消极的负面效果。”李玫瑾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犯罪目的、作案手法都是“可学”的，因此，这种案件的报道不应细化，作案动机、作案手段等都不要深挖细说，否则，不但客观上帮他扩大了影响，还会在社会上造成恐慌。（中国青年报4月30日）

对于李教授关于“这种案件的报道不应细化，作案动机、作案手段等都不要深挖细说”的建议，我是赞成的。但是，报道不应“细化”，不等于媒体就须“淡化”处理，甚至不做任何报道，这一“淡化”与不报道，在限制所谓社会影响的同时，可能导致校园安全事件的“冷处理”。

李教授说得好——“我们要反思的是，发生这种恶性案件是不是说明学校的防控不到位，是不是公安的反应能力还有待提高。教育和公安部门应该马上行动起来，采取具体措施提高校园安全防范能力，比如加强学校的保卫力量、上下学高峰时段加强巡逻等。”可是，没有信息的及时传播，这类安全事件，会引起某些部门的高度关注并积极反思么？会让公众知晓类似事件并产生警惕么？

据笔者观察，在校园安全事件爆发后，受害学生的家长和亲朋是十分希望媒体“热处理”的，一是他们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得信息，于是指望媒体的报道能透露只言片语；二是他们与有关部门打交道很”不方便”，于是指望媒体的报道把事“搞大”，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有家长甚至还以这为“武器”——你们不认真处理。我们就叫媒体报道——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处理善后事宜。

绝大多数公众其实也是希望媒体“热处理”的，一是他们有正当的知情权，应该知道校园里发生的安全事件、政府部门的处理进展，由此要求教育部门、校方加强校园安全管理；二是通过媒体的报道，发现校园安全问题的漏洞，因为单靠家长的力量监督学校，在当下实在太单薄。南平事件后，各地加强校园保安，不得不说，这是媒体“热处理”的积极结果——如果媒体不加强报道，谁知道南平发生惨案？谁会主动接到内部通知加强防患？

学者们建言媒体“淡化处理”，是基于一个前提的，即当地政府、教育部门、学校会“热处理”，会及时向家长和公众通报信息；会认真处理善后事件；会举一反三严格校园安全管理。但现实并不乐观。有的地方、有的学校发生校园安全事件后，第一反应是公关媒体，以维护稳定，不造成恐慌等为理由，要求对安全事件不予报道，而由于媒体噤声，当事者的正当权益，又没有其它表达渠道，为此只有采取其他过激的措施，最后还是不稳定，而公众为获得信息，只有上网发帖，四处打探消息，于是各种五花八门的版本流传，恐慌情绪可能比媒体报道尤甚。

从现实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看，不对校园安全事件做报道，最开心的当属当事的政府部门官员和校方负责人，这样他们就没有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背后则是上级领导的压力、当地教育和学校的形象），就可以渐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的校园安全事件处理，是有益于安全事件减少还是安全事件增多呢？

对于校园安全事件的冷或热处理，以笔者之见，如果有着现实中的“热处理”，媒体也不会那么热炒，大家会遵循彼此的规则，正由于没有现实中的“热处理”，媒体的热衷才有大的市场。问题的根本，还是依法治教，即教育部门和学校在处理安全事件时，是否依法按照信息公开条例及时公布信息，而不是对信息遮遮掩掩；是否有规范的应急机制和应急办法，而不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手忙脚乱；是否有问责机制，对校园安全管理中的疏漏严肃问题，而不是无人承担责任。据分析，媒体关于学校安全事件的报道，有很大篇幅，其实是在补这方的遗漏，为公众发布信息、为学校普及应急常识、追问相关责任。

至于媒体的报道是否会造成恐慌，会让安全事件具有传染性，一方面，要让媒体遵守相应的新闻伦理规范，不传播暴力，不宣传以暴制暴，不颠倒正义与非正义，混淆是非与黑白；而另一方面，则要分析校园安全事件“源发”与“传染”的关系，从当前的校园安全事件看，不论是来自校外的意外伤害事件，还是校内的师生伤害事件，其实绝大多数不是“被传染”，而是“源发”，案件的起因、情节和手段很相似，不是来自于模仿，而在于各地各校都存在大致相同的校园管理问题、师生关系问题、学生心理问题，直面这些问题，才是处理校园安全事件的正道。据笔者所知，某地一年之内发生了几十起大学生自杀事件，但见诸媒体的只有一两起，这能把责任推给自杀学生“被媒体报道传染”吗？

另外，就事件的真相对公众的影响看，不是公布真相、发布信息有问题，而在于公众有怎样的价值观念去看待事件。假使对报复社会行为的正常报道，会造成公众的思维困惑，这能说明的是公众的价值观念产生了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源起，则是我们的教育是否对这些社会公众进行过系统的公民教育，让他们具备公民的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从而会有对事件真相的独立判断、会有正常的处理逻辑。从这一意义说，媒体基于新闻伦理的报道，恰是在补公民教育的课，让公众逐渐学会观察和分析公共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