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之后，我开始陆续被一些媒体邀请开专栏、写评论。几年的评论写作，留下了一大堆“文章”，也留下一大堆困惑。

最大的困惑是，教育的问题，教育问题的评论，与教育问题的解决，很难相交，几乎平行。不是吗？几年之前所谈的集中高考问题、高考移民问题、大学学费问题、大学行政化问题、大学学术不端问题、人才培养质量问题、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今天依旧在谈起，甚至在面对一桩桩教育新闻事件时，我总有这是旧闻之感，拿出以前写过的文章，装上“新闻”由头，观点并不“过时”。

很多时候，编辑一再要求，能否有新的观点，我倒是特别希望有“新观点”，可是，对于顽固不化的老问题，所谓的“新观点”，不过是表达方式的差异而已。

有没有改变呢？或许有一些，越来越多的观点能在报刊上发出来，有了一些争鸣的味道，可是，媒体上的争鸣，并没有带来学术上真正的争鸣，就如分析“打骂学术”的评论颇多，而“打骂学术”本身，就是不允许争鸣；一些个体事件，因为媒体曝光，舆论施压，终于得到解决，但个体事件背后的制度根源，正孕育下次同类事件的发生。

这不意味着评论的无力，我一直认为，今天的诸多评论，包括教育评论，所起的作用，犹如启蒙，普及基本的教育常识、简单的教育理念。这是需要耐心的。所以，当一次次面对过时的旧闻，换个主角、换个时间，变为新闻，我并不彻底沮丧，而会再次说。在这种祥林嫂般的言说中，我被套上教育“问题”“专家”的头衔，所曾说过的旧观点因一次次教育新闻事件而“新生”，真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

虽然在教育孩子时，我们会一再告诉他，一个人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误，而当他真一次次犯同样的错误，在N次犯错时，我们并不能将其抛弃，如果简单的抛弃，这与中小学把孩子分为问题学生、差生，又有何异？保持对教育的希望，也才有教育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