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的“现实”和老百姓的现实
(2009-11-14 07: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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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记得有一次,我到一所大学里,为中层以上干部做讲座,讲座之中,谈的不过是我认为“老生常谈”的教育问题,可讲座结束,一些中层干部告诉我,你说的问题令人震惊,很多都是我们第一次听到。我以为是他们谦虚,多次求证,才知他们非客套。
这倒令我震惊。这些事,比如青年教师的生活状态、学生对学校的意见、大学生就业困难,难道他们从来未曾听闻?后来细细一想,却觉得他们完全有可能第一次听到、或者第一次认真听到:这些中层干部,工作、生活,大多三点一线:办公室、会场、酒店,在办公室里主要做着上级交办的工作;在会议室里,要么听领导讲话,要么听各种满是套话、官话的座谈;在酒店,则是迎来送往,搞好公关。他们哪有时间去深入调查,又哪有兴趣去看各种文章、报道?
前两天,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王定华在做客人民网,围绕“如何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在交流中,王副司长说,“随着国家对义务教育保障力度的加大,学校也失去了进行不合理收费的土壤,再加上我们依法加大规范的力度,所以‘乱收费’问题现在逐渐逐渐地淡出教育发展的历史舞台。”“乱收费”现象已经解决的消息由此迅速传开,舆论哗然,纷纷声讨,或说这是“自欺欺人”、“放卫星”,或说这是漠视老百姓疾苦。
起初我也这样认为,乱收费已经得到治理,是这位官员的“臆想”。可这让我想起了曾到大学里做的讲座,于是想到,说出这种感受的官员,可能存在另一种情形:在他接触的范围之内,确实不存在“乱收费”,比如,他自己的孩子上学,哪怕择校,也不会交择校费;比如,他去各地视察,接待视察、参加座谈的当地教育部门官员,被邀参加座谈的教师、家长,可能都会告诉他,在当地,在上级领导的关心下,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治理下,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乱收费已经得到治理;还比如,他可能很少上网浏览信息,也很少看书、读报,接待各地“跑部”的同志也来不及……总之,“乱收费”得到解决,于他的“所见所闻”来说,可能是“大实话”。
去年两会期间,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副省长陈晓光也曾接受人民网记者的采访,就教育不公平、上学难上学贵以及如何使老百姓满意谈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他说:现在老百姓所反映的“上学难、上学贵”的论调是不对的,我们从来没有过“上学难”,也没有过“上学贵”,我国也不存在“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对于陈晓光副省长的话,当时也是舆论哗然,而在众多议论中,有人指出,或许在陈副省长的经历中,确实没有“上学难、上学贵”,只是陈副省长把自己的感觉等同于老百姓的感觉了。
这样的事,还不仅仅存在教育领域,对于医疗问题的感受,也有严重的“官民”差异。去年2月,广东省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为看病难和看病贵“把脉开方”时指出,“其实在中国看病并不贵,是人们的价值观念问题。”对于曾副局长的“语出惊人”人们很是不解,可再想想,明白了:对于像曾副局长这样级别和身份的人来说,在中国看病,怎么可能贵呢?
11月12日的中国青年报,公布了11月9日~10日,由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对全国31个省(区、市)14081名公众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调查显示,多达98.5%的公众表示身边存在择校现象,从幼儿园到高中,择校几乎已无处不在。这样的数据,几乎每年都有不同的机构公布,警示择校的情况十分不容乐观。可这样的调查数据,能放在参与决策的人员的办公桌上,成为他们的决策依据吗?又能成为监督决策者的依据,对他们治理择校问题不力进行问责吗?更可能的现实是,负责治理择校的官员们,并没有感受到择校的问题,甚至可能觉得择校没有什么不好——他们的孩子可以随意上好学校,而且还有人托他们去解决上学的问题。
与其让官员有体谅民众疾苦的自觉,还不如构建民意能得到表达、并参与决策、监督的基本制度。就教育决策而言,如果教育的管理、办学、评价都集中在政府部门手中,决策也由政府官员主导,那么,任由教育问题怎样恶化,可能在官员们那里,都不是太大的问题,上一轮教学评估得到高达70%以上的优秀率、大学生就业率一直走高、中国教育成功论、我国科研能力已经列世界第五等等这些事件,都体现出这样的教育管理与发展痕迹。不根本改变这种教育管理制度,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多的诸如“我国已经有几所大学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中国教育已经全世界领先”等等惊人之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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