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重庆市招生自考办公室发布《关于对2009年高考招生中少数民族加分问题处理情况的通告》，明确表示取消31名违规更改民族成分的考生的录取资格。为依法保护未成年人，重庆市招办表示，在为考生更改民族成分责任人已被严肃处理的前提下，不再对外公布31名民族成分被违规更改的高考考生名单。（新京报7月8日）

说实在的，上述处理，是我最不希望见到的结局——学生被取消录取资格，而主事的家长所受到的惩罚，从报道看，包括撤销党内职务，撤销行政职务处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党内警告处分；由当地纪检监察部门给予处分等，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当事家长的行政职务并没有撤销，几乎所有当事家长依旧保留公职。

而从重庆市“鉴于31名考生系青年学生，其中大多数系未成年人，为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本着‘教育和保护相结合’和有利于青年学生成长的原则，故不对外公布这31名考生姓名及相关信息”的声明看，尚有部分当事家长未浮出水面，有网友质疑是否其中有“大鱼”，而其答案，可能随着这纸声明，永远难以知晓。

我不理解重庆市这种“为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做法，一方面，他们“明知”要保护未成年人（教育部也称重庆市未公布考生名单，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关心和爱护），可是为何却拿起取消录取资格的利器，指向未成年人？另一方面，既然他们已经给予了未成年的青年学生取消录取资格的最重处罚，为何却不愿意公布他们的名单呢，公布名单的伤害会比最重处罚还重吗？这不是掩耳盗铃吗？不公布学生名单，不是保护学生，而是保护家长。

事到如今，那些呼吁严惩学生的舆论，那些认为取消孩子的录取资格，就是对父母最大的惩罚的论者，应该明白，加分政策的不公平，主要在于公权力的滥用，严厉惩处公职人员，才是有效之道。前几日笔者做一次广播节目，讨论何川洋事件，有家长致电电台说，只有取消考生考试成绩、录取资格，才能严肃法纪，才能杜绝这种事情不断发生。家长甚至说，如果只让违规学生失去加分资格，继续有录取资格，那么家长一定会从孩子的未来出发，铤而走险。我想说的是，家长把所有考生都当作了“何川洋”来考虑问题，另外，并没有分析如果当惩罚的利器真正指向拥有公职的家长时，家长会不在自己已有的仕途和孩子未明的未来做权衡吗？——一个市委书记，如果知道违规加分被查证，自己将被开除公职，而孩子不过多几分加分，能考上什么大学说不清，考上大学会学得怎样也说不清，他会怎样选择？只有把违规惩罚指向家长，只要违规事实被查证，就一律开除当事家长的公职，才能真正有效制约公权力的滥用。

笔者一直认为，无论是从责任主体、当事学生的行为能力，还是对公民教育权的保护、对考试公平的有效捍卫，都应该严惩家长，而放过学生，而不是严惩学生，放过家长。当然，有的评论者的意见是既严惩家长、又严惩学生，但令人遗憾的是，依据这些评论者严惩学生所沿用的具体规定，即《关于严格执行变更民族成分有关规定的通知》，其中，有明确取消学生考试资格、录取资格、学籍的明确规定，却并没有如何“严惩”当事家长的明确意见。也就是说，重庆当地目前对于家长的处罚，也可以说很“严肃”了。仔细分析，这则规定的本身，其主旨思想，就是严惩学生，而放过家长。

学生的录取资格是容易取消的，在我们这里，出一个规定就可以了，但公权力的监督——用一条规定就可以剥夺公民受教育权利，本身就表明权力要接受监督——对于教育公平来说意义更重大。是取消31个学生的录取资格，还是开除31位家长的公职，更能引起官场的震撼，这值得深思。从这一角度讲，笔者再次建议，完善相关规则，把惩罚对准真正的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