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位大学领导这样诉苦：当大学生无法就业时，社会指责学校对学生不负责任，要求学校应该以就业为导向及时了解市场对学生质量的反馈，调整专业、调整课程、调整培养模式；可是，当大学真的根据市场反馈做出调整时，舆论往往又批评大学太浮躁和急功近利，要求大学坚持自己的传统和特色。

我相信这位大学领导所说，的确是他的真实处境。近年来，大学在就业问题上确实已经焦头烂额，可大学生就业与大学生培养的关系，却很难理清。比如，用人单位需要有经验的学生，于是社会要求大学重视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但如此一来，非功利化的通识教育又怎样开展呢？再比如，目前社会评价大学生，不仅要看学生本人的学历，还普遍看重其所在学校的体量和办学层次——有无硕士点、博士点等等。于是大学纷纷争取“高大全”，不断提高高学历人才的培养规模。但按理说，任何层次的大学包括高职高专，都应有一流的学校；任何学历层次的人才，都是人才。

前不久，北大医学部公布了自己的招生体检规定，肝功能异常、低于1.60米的男生和低于1.50米的女生以及体重超标20%者，将被“不录”或“慎录”。该规定一出，即被指是招生歧视。北大医学部招办负责人对此的解释是，无论是对考生身高、体重的非强制性要求，还是对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者的限制，都是出于对考生负责任的角度，是从考生的实际利益出发。

设想一下，五年、七年之后，北大医学部今年所招的学生可能要走向社会寻找工作了。如果届时因为肝功能异常或身高较低、体重超标而被医院拒绝录用，社会该指责用人单位的就业歧视呢，还是该指责学校明明知道这些学生很难就业，却不事先告知学生呢？

并不是要为大学的招生歧视开脱。我想说的是，今天的大学，已经在各种不合理的用人制度面前，在社会对大学的各种复杂要求下，渐渐失去了自己，已经不知道究竟该对谁负责、怎样负责。

一所健康的大学，首先应该明晰自己的责任。而明晰责任的前提是，社会对大学有合理的定位，有适合大学健康成长的环境。就大学的健康成长环境而言，人才政策与用人制度是第一位的。我国当前的人才政策，以学历为主导，用人制度仍有诸多不合理之处。遗憾的是，对学历社会与就业歧视的治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以至于大学最终在社会的学历情结之下，变为文凭加工厂，变为职业培训所。

毫无疑问，在科学的人力资源观念和合理的用人制度下，大学才能逐渐恢复理性，受教育者才能恢复理性。而调节大学理性的，不是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率，而是在大学招生与培养过程中，受教育者基于理性及长远的职业发展规划，对大学做出的选择——在招生中，如若一所大学无法给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服务，受教育者有权选择放弃；在培养中，如若大学的教育质量无法达到受教育者的要求，受教育者可以申请转学。入学自由申请制度、求学中的自由转学制度，将对大学办学质量形成最大的挑战，而这种挑战将促使大学提高质量并进一步做好大学生的就业服务。也就是说，大学办学的动力，不是来自于学生是否能就业，而是来自于受教育者的持续选择。在这样的制度下，学生就业率就不再是评价大学的核心要素，新生留校率、学生毕业率、教育资源配置率等，才将是大学时刻关心的人才培养指标。

北大医学部为大学毕业生的出路做考虑，其实是计划招生、计划培养、计划就业思维的延续。如果在招生和培养过程中，学生和学校能够充分地双向选择，还有谁会认为毕业生不能很好地就业是学校的责任？还有哪所大学会因为社会舆论的指责而改变自己的培养定位？充分的双向选择，正是对学生最负责的方式，这样才能通过高质量的教育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但问题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