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人们看来，1982年的“韩琨事件”，也许很是“小儿科”——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兼职干一份活，既不影响本职工作，又利用自己的知识服务社会，还获得一份兼职收入，这实在极为正常，怎么当年还会有人因此问罪、坐牢呢？

当年，支持韩琨无罪的人，所持理由，也大致如此，而就是这“浅显”的理由，在报纸上持续讨论了4个多月。新一代人把“韩琨事件”视为“小儿科”，这恰恰是当年这起事件所起到的最大作用：它开创了一个重新认识人才价值，重新定位人才与“单位”的关系的新时代。

 “星期日工程师”之所以在那个时代，被认为异端，原因无外乎两方面，其一，工程师是“本单位”的，怎么可去给外单位干活？这不是一心二用吗？其二，工程师给外单位干活，并非完全不可以，但是那要是“做雷锋”，义务服务，不能用知识和技术去为自己赚钱。

以喜剧收场的“韩琨事件”，明确了“星期日工程师”、知识分子8小时之外从事第二职业的合法性，也确立了知识和技术的经济价值。但是，将知识分子与单位“绑定”，并没有由此结束。

在此后的10年间，我国的大学生就业仍旧实行国家包分配的政策，虽然此间各地纷纷冒出“人才市场”，但是，人才基本上还是属于“单位”，单位所有，单位所用。随着1993年大学生实行自主择业，以及199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联合下发《加快培育和发展我国人才市场的意见》，“单位人”概念开始解体，人才的流动更为活跃，但是，在不少事业单位，兼职仍旧是“偷偷摸摸”：几乎所有“单位”的负责人，都乐意聘请其他单位的人员来兼职，以解决自身存在的人才问题，可是，他们却同时不愿意看到自己单位的员工，被他单位所用。

从事第二职业，于是成为“公开的秘密”，直到10年之后，2004年，在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快发展人才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之后，人事部再次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人才市场的意见》，我国一些地区，趁势明确规定，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在不侵犯单位知识产权、不泄露单位商业秘密、不冲击单位经济利益、不损害社会和公众权益的前提下，可在业余时间利用自己的特长从事技术开发、信息咨询、技术服务和提供劳务等兼职工作，并可获取兼职报酬。从这时起，兼职开始彻底“阳光化”，今天，在很多教授的简历中，可以十分光明正大的写上各类“社会兼职”。给人才松绑，既解放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活力，为他们提供了更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又为一些企事业单位以更灵活的方式获得人才，创造了良好环境。

如今，人们已经不再纠缠“兼职”对否这个话题，但关于“兼职”，仍有议论。比如，一名教授究竟可以兼多少职，做多少学校的兼职教授、兼职导师？院士兼职是否可以领取全薪？利用海外杰出人才的学术休假进行的“柔性引进”，究竟应要对方干上多长时间？公务员该不该兼职？这些议论，简言之，即社会要求，当政策的阳光照在兼职上，兼职本身也要阳光：不能做了“兼职”，忘了本职；不能借“兼职”之名，不劳而获；不能把“兼职”，变为利益同盟。

如此种种，表明某些知识分子身上，新绑上了利益枷锁，这不但直接影响知识分子的声誉，还影响他们为社会做出真正的贡献，是知识分子面临的新课题。当然，靠知识分子自身的觉悟，远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而只有建立科学合理、能激励人才充分发挥作用的人才使用、管理、评价体系，以及规避兼职成为逐利行为的制度，才能给他们如鱼得水，同时造福于社会的生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