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上午，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宋德民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承认，1999年决定的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太急促，引发另一些问题接踵而来，包括：扩大规模的辅助性政策和措施跟不上，学校教学和生活条件的约束成为高校稳定问题的新因素；一些学校由于扩招造成学校升格或教学条件下降而导致教学质量的滑坡；造成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境等。今后高校扩招步伐将放缓，明年扩招幅度将不超过4%，后年不超过3%。

对此，我日前在《东方早报》撰文，认为“从扩招中可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如何推进教育科学民主决策”。因为“过去的教育改革都是由行政主导，然而科学、民主的教育决策，应该有广泛调查、听取意见、形成建议、充分讨论、审议的民主程序，如果没有这样的程序，仅靠行政决策，必然会因为决策缺乏科学性、民主性，而在推行之中出现各种问题”。

随后，童大焕先生针对此文撰文认为，“高校扩招乃至中国大学的其他问题，根本上都不是行政主导下缺乏民主决策的问题，而是大学缺乏自主决策的问题。大学应该有独立面对社会、面对市场、面对内部教育和研究工作的自主决策权，而不是一切服从命令听行政指挥。

童先生的观点，涉及到两方面问题，其一，高等教育扩招，是否可以由政府“计划”？其二，高等学校的自主决策，是否也需要改革行政弊端，做到科学民主？

对于第一个问题，诚然，高等教育的计划体制、高等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十分突出的问题，但是，因否定高等教育计划体制，就认为高等教育发展需高等学校完全市场竞争，而不需要国家的计划与调控，却有悖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

国家教育计划的科学民主决策，与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是统一在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两个方面。比如，英国政府在2003年1月发布的《高等教育的未来》白皮书中,计划通过扩大高等教育以满足人们的需求,计划把高等教育入学率扩大到50%——这也被认为是英国的扩招——其中把扩大基础学位作为高等教育增长的一个途径。随后,政府又在2003年10月发布了《基础学位—满足高水平技能的需要》的文件,为基础学位的实施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并决定进一步扩大基础学位计划来满足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要,同时,达到扩大高等教育入学规模的目的。

客观上说，高等教育的扩招，不仅牵涉到现有高等学校的规模变化，还牵涉新高等学校的设立，以及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国家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这是宏观的国家教育发展战略，而很难由学校自主办学、市场调节实现（没有政府的奖学金、助学金计划，没有政府为新招收学生投入按教育成本分摊比例应承担的培养费用，学校的自主调节将受到很大限制），必须通过政府的计划调节、立法保障、经费控制来达到发展目标。在扩招的宏观决策背景下，高等学校可以根据办学情况、政策支持、经费保障，自主选择是否扩招以及扩大怎样的办学规模。

对于第二个问题，也许在童先生看来，确立高等学校市场竞争地位，由高等学校自主决策，就可以解决当前中国大学的问题，但是，童先生可能不知道，中国高校内部目前也盛行行政主导的决策模式。

国内高校的行政化，一方面，表现在教育行政部门管理过多、统得过死，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另一方面，表现在高校内部，也逐渐官僚化、衙门化，学校领导不但有行政级别，而且对应学校领导，学校还有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决策权主要掌握在行政领导手中，教授无法参与学校决策，导致高校决策偏离教育与学术规律。

就扩招本身而言，在扩招之初，一些高校的扩招，确实是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与命令，而最近几年来一些高校的扩张，其实并非来自教育主管部门的指令，而是来自学校的自主决策。每到招生季节，就会传出以下消息：比如，教育部发文明令高校不能进行计划外招生，教育部亮出黄牌要求一些学校减少招生规模，教育部发出预警提防招生诈骗，等等，从中可以看到，在眼下的教育环境中，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紧缺，以及受学历社会的影响，一旦把招生名额的确定权全部交给大学，其结果必然是一些高校从短期办学收益出发，大幅扩大招生规模，因为对应每个学生，就意味着一笔学费收入。

高校要用好办学自主权，树立自主办学公信力，恰恰在于学校管理的科学与民主。包括公办大学建立由人大代表、学校领导、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知名校友、学生代表、社会贤达组成的大学理事会，民办大学建立由出资者、学校领导、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知名校友、社会贤达组成的董事会，以代表各方利益，民主决策学校的发展战略，确保大学不偏离教育的方向，而不能把决定权交给少数校领导，甚至是出资老板。

在笔者看来，政府应该履行的责任是科学民主制定宏观战略发展规划，并出台配套政策，保障经费投入，规范、调节大学的办学行为，而大学则在分析政策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情况下，自主办学，倡导学术民主管理，我国高等教育才能步入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