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杨帆被停职检查，昨日，中国政法大学新闻发言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两人之间的矛盾和问题社会化了，不仅对两位教师本身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也影响到了学校的社会声誉。(羊城晚报10月15日)

从公开的资料看，经济学家杨帆与政法大学商学院另一位教授金仁淑之间，在这起事件中，其实不是“两人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因为作为政法大学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杨帆不过是照章办事，把举报信上报学校，学校学风建设委员会再对此进行调查处理。那么，为何这照章办事，却成为“两人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学校为何会认为这种矛盾和问题的社会化，影响学校的声誉？并以此为据，对两人各打五十大板呢？

这就不得不分析当下大学的丑闻观了。

在今天的大学，学术作假、学术抄袭，虽然在政策文件中，会议座谈上，个个喊打，但对于学术造假、学术抄袭，基本的认定规则是，没有人举报，便不会去核查，也就不可能出现造假、抄袭；调查出造假和抄袭，只要不对外公开，内部处理，也谈不上丑闻，所谓“鸵鸟政策”。为此，学校内部的流行做法，一是做好工作，减少举报，教育引导学者们少树敌，处理好内部关系，不要被同事、知情人士在背后“捅软刀子”；二是网开一面，从轻处理，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没必要追查到底，既破坏学术团队，又弄得人人自危，所谓维护校园稳定；三是内部警示、外部防范，避免新闻媒体报道，传播开来，破坏上级领导心目中的学校形象，也在各类评奖以及排行榜中丢分。

对应以上做法，杨帆的“问题”是明显的，首先，不对举报进行淡化处理（有人甚至怀疑是其本人在举报），“制造”同事矛盾；其次，对学校的处理方式、学风建设委员会的调查以及从轻处理不满，不符合惯例；再次，不论如何，丑闻传到了校外。而对于金仁淑来说，除了被调查确认存在学术不规范问题，还有的问题，则是没有搞好与同事的关系，弄出这等尴尬的局面来。所以，情理之中的，两人都有问题；自然而然的，学校也把一起正常的学术不端事件处理，转化为了同事矛盾——要是他们没有盾，天下不就太平了！以至于是否抄袭、造假都显得不重要。

大学这样的丑闻观，其实是真正的丑闻，是对一所大学声誉最严重的伤害——一所学校，出现学术抄袭、造假，其实并不可怕，世界一流大学，也不时有惟利是图之人，学术违规，博取名利，但是，这些学校，十分警惕“次生丑闻”，高度防范“次生丑闻”对学术肌体的进一步伤害，因为这是比单起学术造假事件更严重的丑闻，涉及学术的全局和环境。所谓“次生丑闻”，即纵容学术不端，从轻发落，或者打击举报者，这会让学术规范进一步失范，让学校的制度失去权威，会有更多的学者被“激励”去学术违规，而且，这还被某些学者抓住把柄，成为要挟学校的有力武器。通常而言，在健康的学术肌体中，大学与研究机构，会以“零容忍”的态度对待学术抄袭、造假，一旦确认造假行为，不管涉及什么人，对学校有多大“伤害”，都不但会向社会通报，开除（当事学者往往会主动辞职），还会记录进征信系统，伴其终身，其他大学与学术机构，很难再聘任其担任工作，情况严重者，还会进入司法程序，受到法律惩处。简单地说，会因一次学术抄袭、学术造假，而付出被赶出学术圈的沉重代价，这让每个人对学术规范充满敬意，不敢轻易以身试法。

近年来，国内高校纷纷表示重视学术规范建设，政法大学也成立了学风建设委员会以及相关的学术规范机构，但是，在各种利益交织中形成的对丑闻的基本态度，决定了学术规范行同虚设，制度、规范、机构成为摆设，以至“次生丑闻”成为关注点。这是国内高校学术丑闻不断的根本原因。

何时国内高校，能有效防范“次生丑闻”的发生，才可能认真谈学术问题、教育问题，谈出高水平成果，办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而防范打击举报、纵容丑闻的“次生丑闻”一再发生，笔者认为，除了赋予有关委员会独立调查的权力、公开透明处理学术不端事件外，还需要加大对“次生丑闻”的整治力度，建立对学校决策者的问责机制，即对于这类丑闻的发生，要追究相关学校领导处理学术规范问题失范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