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的媒体，在为好几桩事情，翻来覆去的评论——

一是国家法定假日调整方案。在初步方案公布时，先是有评论批评专家关于“想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反对方案”的言论过于自负，后有媒体发动读者讨论、征求读者关于方案的意见；在方案通过网络进行“民调”时，各种评论不但质疑调查组织者的资格与公信力，批评调查题目的导向性，还怀疑网络民意调查的客观性、准确性；而在网络民调结束之后，又有评论说如此走过场得到方案制订者想要结果的调查，并不能代表民意，建议方案应该提交人大讨论，不应该由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几个专家说了算。

二是华南虎照片的真假问题。毫无疑问，从“周老虎”问世起，老虎照片真假问题就已经朝闹剧方向发展，先是照片经专家鉴定真实方才发布，接着是网友质疑照片真实，但参与鉴定专家始终不拿出更充分的材料回应质疑，导致质疑加剧；接着是，一位专家介入，以人头担保照片是假，而照片拍摄者也以人头担保回应是真，其实双方都知道人头担保是小孩玩游戏大家都不能当真的话；再接着是，网友终于找到了可能作为拍摄者“老虎原材料”的年画，似乎更有力地证明老虎是假，但是据说要组织力量调查的国家有关部门，至今还没有开始具体调查行动。在整个过程中，媒体评论一路评来，我看到，有些时评作者已经写了好几篇文章，而所有评论，谈的其实是科学争议调查的基本常识。

三是大学的债务问题。大学的债务被曝光出来时，社会舆论急，当然也有评论说大学因为债务问题而破产是活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提出债务问题解决的出路，尤其是以土地置换方式化解债务时，评论认为如此出路只能让大学走上圈地的恶性循环；再等到土地管理部门出来发言说高校不能私自转让土地，评论又热闹起来，或说部门之间的争斗，或说无法从根本上遏止高校土地转让行为，或探讨究竟怎样才是高校解决债务的合法途径。

对于这些事件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从一开始，就因为偏离科学常识、正确程序以及合法手段，方才一路演变过来，并越演越烈。大多的评论，无非在呼吁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回到基本常识、正确程序、合法途径上来。

拿国家法定假日调整来说，既然是“国家法定”，那必然要由国家立法机关出台。由行政部门牵头制定方案可以、征求民众对方案的意见也可以，但最终不能由行政部门决定。决定的权利在立法部门，也就是人大，人大对方案进行审议，投票表决，既可以通过，也可以要求修改再审，还可以否决。只有通过人大审议表决的方案，方是法定有效的。如果有了这样的认识，行政部门组织的专家，由于知道行政部门没有决定权，就没有了方案尚未提交审议就认为几成定局的“底气”，大家也不会担忧专家与行政部门领导串通一气，无视民意。

拿华南虎照片真假来说，本质上是一桩科学争议，就应该按照解决科学争议的方法，让事实说话，鉴定专家死活不出具更多有说服力的材料，局外专家用打赌方式质疑照片，有关部门以不作为的姿态旁观纷争持续，让大家所见的是各方利益的博弈，而非以科学的精神解决科学争议，这与时下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形成鲜明的对照。

拿大学债务问题来说，这涉及高等教育依法治教以及大学办学定位问题，公益性的大学组织，贷款办学本就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而为了发展，居然却都走上贷款办学的道路；公立大学在具体的办学中，重大的战略决策，必须经过立法部门审批而非行政部门认可方可执行，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变为学校领导作出决策，向政府部门报批即可。笔者所知，香港教资委资助的8所大学，都有校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中有几位立法委委员，这保证了学校的决策，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哈佛大学在扩建校园时，具体的扩建计划，不但在校内要听师生意见，还得提交当地议会审议的，议会不通过，也就无法得以实施。某种程度说，我国大学债务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偏离法律框架讨论的问题。而要根本解决大学债务问题，必须回到法律框架，包括依法保障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落实大学的自主办学。

可是，一些当事人并非有这样的打算，并希望能错到最后，并由此“功德圆满”——或方案既成事实、或社会舆论平息、或问题得到“化解”。当事者这样的心情可以理解，我们也相信他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是，需要劝诫当事人的是，不要低估了大众对基本常识、正确程序、法律知识的认识与掌握，在科学发展观和民主法制的大背景中，还是早一点回到基本常识、正确程序与法律框架中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