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自今年两会宣布实施以来，有关议论就一直没有停过。最近，随着具体实施方案的出台，以及高考即将到来，对于这一政策的关注日益高涨。

分析此间的报道与议论，发现对于这一政策，有人说是“馅饼”，有人则说是“陷阱”；有人说是师范教育发展的好机会将吸引优秀人才投身教育事业，有人则说会严重影响师范教育将导致优秀生源的流失；有人认为这给了就业困境中的学生至少10年的铁饭碗保障，有人则说10年从教的要求是教育部门的一厢情愿是让学生服役；有人说这是发出尊师重教的信号，而有人则直言这只是针对穷人的政策……总之，可谓毁誉参半。

一项政策推出，由于将涉及各方利益的调整，因此引来不同的议论，是十分正常的。问题是，这一政策，在推出之前，是否进行了广泛调研，是否广泛听取了意见，是否明了究竟将达到怎样的目的。

从眼下的情形看，政策制订者并没有做这样的调研、这样的调查，他们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在设计政策，并想当然地认为这样的政策能达到预期目的——他们认为，免费师范生政策，对于农村地区贫困家庭学生、城镇贫困家庭孩子有着很大吸引力，为了四年五万元的学习生活费用全免，他们也乐意接受政府给他们提出的要求，在县以下地区中小学工作两年，在教师队伍中稳定10年，更何况现在的就业形势这么艰难，政府事实上还“承诺”了给他们的就业岗位。

政策制订者的思维，其实就是目前“馅饼说”、“师范教育机遇说”、“就业保障说”。诚然，对于贫困家庭孩子来说，全免学费自然是很大的诱惑；对于上大学机会而言，免费师范教育肯定能吸引一些学生的眼光；对于30％毕业生无法就业的就业形势，有一份有保障的工作确实也不错。但是，这一切要发挥作用，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贫困生的就业期望较低——我们不能说从事教育事业就不好，但现实中的中小学教师职业，尤其是农村、乡镇的教师职业并不受大学生欢迎是客观事实；二是贫困生本身热爱教育事业——如果一个学生十分热爱师范教育，免费不过是“锦上添花”，义务服务那根本不在话下。

从目前实行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的六所部属师范院校的现实情况看，这两个条件，其实都不满足。据毕业生就业数据，这些高校的毕业生，毕业后从事师范教育的比例甚低，北京师范大学有关领导就曾明确表示，北京师范大学三分之一毕业生出国，三分之一考研，其余三分之一就业，也很少去到师范教育领域。这表明，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就业期望并不低，而对师范教育的热爱，也非政府部门所设想的那般。

如果能回到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出台前的阶段——我知道，这样的过程不可逆转——我建议，有关部门必须就以上两个“条件”进行调研，并加以充分考虑，将其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要调研不同成绩的贫困学生可能有的就业期望——根据人才市场规律，个人能力与素质越高，就业期望往往越高；要调研当前学生对教育事业的真实评价、师范行业在人才市场有多大吸引力——他们中有多少对教师职业给予正面评价，有多少愿意从事教育事业。这样的调研，可以得到，对于哪些贫困学生进行免费师范教育，最有吸引力，效果最好。

依我自己的调查，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首先不应该选择6所部属院校，因为这6所院校招收的学生，成绩大多居于当地高校的中上甚至上游，这些学生的就业期望往往偏高，很少有从事基层师范教育的兴趣。如今之所以存在“陷阱说”、“教育质量下降说”、“就业服役说”，就在于选择试点的学校不对，由此被认为好学生报考免费师范生是遭遇“陷阱”；好学生不太会选择免费师范生教育；即便他们选择免费师范教育，今后从事师范教育也不安心；等等。其次，根本没有依据表明优秀学生接受免费师范教育，能接受怎样的“义务”要求，为什么是两年服务基层，为什么要确定10年在师范行业？这些有调查研究吗？要知道，这样的“义务”要求，对政策的执行效果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基于以上“两个条件”的调研，我认为，最合适的做法可能是，选择中西部的师范类高校进行试点。因为，选择这些学校免费师范教育的学生，大学人才培养目标会与生源情况吻合，学生就业期望会更接近于基层中小学教育，无论对于大学学业规划，或者对于今后的职业发展规划，都不会遇到眼下如此多的障碍。另外，恕我直言，在教育战线工作10年，与其说是要求免费师范生，还不如说是政策制订者安慰自己，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政策能为中小学教育稳定一批优秀师资，但大家其实都知道，稳定师资的，不是外在约束，而在于树立教育的形象，树立教师的地位，把师范行业做好，把尊师重教真正落到实处。

可以推断，由于我们制定眼下的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没有经过充分调研、调查的过程，很多的后续问题会随之出现，第一批免费师范生的招生、培养、管理、就业、职业发展，都存在诸多不可预料的变数，甚至可能导致政策目的面目全非。事实上，我们已经有太多政策遭遇这样的过程，但似乎每次均没引起关注。

在政策制定前，就让“馅饼说”与 “陷阱说”辩论、让“师范教育机遇说”与 “教育质量下降说”交锋、让“就业保障说”与“就业服役说”较量——我发现，我们只能在政策出台后“议论”，而对政策的“议论”，与政策的推行，几乎是平行不相交的——那么，由此推出的政策方案，可操性就越强，政策起到效果的可能性就越大。不独免费师范教育政策如此，诸多关乎民生的政策，均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