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不能再自诩为社会的精英，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和就业竞争。（中国青年报2006年5月22日）

在今天，自诩为社会精英的大学生，也许只有那么少数个极度“自恋者”——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处处可闻“天之骄子”的口号，今天，即便在北大、清华，“天子骄子”也迹近消亡。面对校友卖猪肉、卖冰糖葫芦的故事，听闻大学生起薪1000元不及民工兄弟的“传说”，目睹每年100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残酷事实，想自诩为社会精英也难。

也许确实有少数大学生对未来的期望值过高，把就业的目光锁定在大城市、少数行业少数岗位，以至于他们“有业不就”、不去艰苦的基层、不干“普通的”活，但，造成今天大学生就业困难局面的，更多不是大学生的原因——有的大学生甚至提出“零起薪”恳求企业给他们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而是教育的原因、社会的原因。大学生，想成为普通劳动者也难。

想成为普通劳动者，家庭的教育投入不允许。据浙江省的一项调查，一个家庭供一位大学生，从幼儿园到大学长达19年的教育投入需花费14.8万元；有68.1%的大学生选择需25年或更长时间才能还清父母的教育投入费用。在我国农村，子女的教育花费，是大多家庭的头号开支，为供一位大学生，全家致贫的现象屡见不鲜。家庭如此供养一位大学生，我们能要求家庭不要对子女未来找一份好工作，学生回报家庭抱任何希望吗？——正是为了这份希望，我们有的大学生才因未来的茫然心生无限的压力：1000元一个月，养活自己都困难，怎样为家庭还债？如果没有这一希望，可以想见，农村有多少家庭会放弃送孩子上大学。“能识几个字就可以了，读大学找不到工作，何必花着冤枉钱。”这样的观念，已经开始在农村地区蔓延。当然，根据家庭情况选择教育投资，尤其是高等教育投资，被有关学者认为是家庭和学生理性的表现，上大学并非唯一的成才之路。但是，我们的教育模式和社会用人观念，并没有给大学之外的人才留下多大空间。

想成为普通劳动者，教育的精英模式不允许。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在短短4年时间中完成的，1999年大扩招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8%不到，到2002年，毛入学率已经达到15%。如此短的时间中，高等学校来还不及作出应对策略，我们的基础教育也根本没有任何转变。事实上，由于我国的高等教育扩招任务大多由过去承担精英教育的学校完成，因此，对大学生的教育，一直沿用精英模式，人才培养的目标，大多瞄准“精英岗位”。而众多大学对办学层次由专科升为本科、校名由学院改为大学，人才层次获批硕士点、博士点的追逐，反映大学根本就没有甘心培养“普通劳动者”的念头。我们的基础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灌输“赢在起点”的理念，把家庭和学生“劫持”到好幼儿园、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好工作的教育模式中，为成为社会精英，付出大量的心血和金钱。在这样的教育中耳濡目染多年的家庭和学生，怎会理政府在高考关头和就业关头“做回普通人”的呼吁呢？

想成为普通劳动者，社会的传统道德不允许。这几年的社会舆论，对北大毕业生卖肉、卖糖葫芦，复旦大学毕业生卖鸡蛋，给予高度关注。卖肉的、卖糖葫芦的北大学子，经过媒体报道，终于不再做“普通劳动者”（堂堂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名校毕业生，怎可做这低档的活计），而走进政府、走进企业，做起了公务员、小白领。我们的社会那能“容忍”大学生干“普通人干的活”？——这样的大学生会遭遇轻视、冷眼和不解。我国的大学生，一出国门就能正常地、自然地在餐馆刷盘子，可在国内，大学里提供的食堂服务员勤工助学岗位，都很少人问津——“很丢人”的。提起求学时代的生活，国外很多著名人士均有卖报纸、擦皮鞋、刷盘子的经历——他们的这些经历在大学入学时，也是被大学看重的重要因素——而我们的大学生，有多少在家里，也从来没洗过衣、洗过碗、扫过地，在当地大学住校的大学生，每周一次将衣服带回家给老妈洗的不在个别，更不用说，到街边去擦皮鞋了——不用说孩子不愿意，“家长也丢不起这个人”。

想成为普通劳动者，社会保障的厚薄不均也不允许。与劳动有尊卑贵贱相同，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性质的组织之间，享受的社会保障很不均衡——劳动者越是“普通”，享受的社会保障越是“低廉”。任何一个就业者，不得不考虑这些与民生紧密相联的就业要素，不想成为难有保障的“普通”一员。

过高的教育投入，让家庭和学生对教育寄予厚望；教育的精英路线，加重了学生成就伟业的“责任”和“意识”，而对小事不屑一顾；劳动尊卑贵贱的划分，以及社会保障的不均衡，反过来又增加家长的精英“情结”和教育的精英“风尚”……今天的家庭和学生正在一张“成功网”之中，越挣扎套得越牢。

降低家庭的教育投入，改变精英教育模式，重塑社会劳动价值观念，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是比呼吁大学生“心怀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更迫切、更有意义的事。老百姓的教育投入不降低、大学的精英模式不改，社会依旧将劳动分为尊卑贵贱，普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低下和社会保障不力，将在未来很长时期里，制约中国教育的良性发展。一句话，政府的职责在于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和就业环境，而非直接去教育某位大学生该这么做或该那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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