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多年来，教育乱收费，一直被列为发改委曝光的行业不正之风的榜首。每次教育乱收费曝光，专家、学者，均要作出分析、评点，而分析评点的“终极理由”，都聚焦在“教育投入不足”上。

    “教育投入不足”，足以成为解释当前所有教育问题的“最佳理由”：义务教育的乱收费自不必再多言；非义务教育的“高收费”，受教育者在教育成本分摊中，分摊的比例超过50%，以至于一个大学生搞得你家徒四壁，其理由也是国家教育投入不足；再说教育存在的地区不均衡、城乡不均衡、校际不均衡，领导们在分析时，也指出这是穷国办教育，教育资源不足，公平问题在所难免。

    所有的人，在说“教育投入不足”时，显得那么安然和超脱，似乎因为投入不足，所以问题无法解决，所以责任不在于“我”——乱收费最终责任不在学校、高收费最终责任不再教育——一个“投入不足”，使中国教育走入“僵局”。

    那么，对教育投入不足，究竟该谁来承担责任？

    毫无疑问的，是我们的政府——一直高呼“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政府。

    面对2004年仅占GDP2.79%的财政性教育投入，任何一国政府都应该对民众作出检查——政府根本没有认识到教育对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没有意识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是为国家的发展培养人才、储备人才。而且，他推翻了曾经向民众做出的重视教育，科教兴国的承诺。这样一个财政性教育投入比例，只有两种结局：要么保持低的发展速度，维持教育低水平、低层次办学局面；要么消耗老百姓手中为数不多的钱，让老百姓代替政府履行国家本应该承担的教育义务。我国政府显然选择的是后者，既要教育超速发展，又吝于对教育的投入。

以下数字，显示了政府办教育的主导思想。在财政性教育投入上，我国政府喜欢用绝对的数字来表达政府对教育的重视，见诸报告显示国家对教育重视的数据是，2004年（3911亿元）是1994年（1175亿元）的3.3倍，而对于财政性教育投入1994年为2.51%，2004年为2.79%却很少提及。而大家都知道，过去10年，教育是怎样的发展着：仅高等学校的校舍面积就由1994年的120百万平方米增加到2004年的509百万平方米（其中，2000年为191百万平方米），按1平方米1000元成本计算，就要4000亿的投入，而2000年到2004年的4年间，平均每年的校舍建设费用就是630亿元，如果全依靠国家投入，将占到所有财政性教育投入的16%。很显然，学校造校舍的钱不可能全来自国家，甚至只能少数来自国家，大量的经费则来自学校的贷款，而贷款靠谁来还？就目前的大学办学经费来源来说，毫无疑问，主要靠学生。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政府以及学校不愿意算清教育成本帐，如果算清楚了，怎么可能让受教育者分摊不该自己分摊的教育成本呢？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政府不愿意测算清楚受教育者应该承担的合理的教育成本比例，因为如果测算清楚了，在一定的教育成本下，就不可能再收取比世界上其他国家中教育开支占人均收入最高比例还得高3倍的大学学费，就不能支撑起中国教育的虚假繁荣。

最近一条消息，曾经让不少人莫名兴奋。我们的政府再次庄严宣布（上次庄严宣布是12年前的1993年），“十一五”期间，财政性教育投入将达到4%。有人认为，中国学生的非义务教育收费可以由此下降很多，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仅仅解决“免费”“义务”教育问题，让所有义务教育的生均经费达到2000元，就需要2000亿元。也就是说，增加的开支能解决义务教育经费就不错了——对首先解决义务教育问题，笔者双手赞成——于是，非义务教育，最多维持在当前的投资水平上。非义务教育的高收费，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中，是不可能更改。

有没有解决高收费的办法呢？世界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已经给出了成功的经验。政府能提供给民众的是基本的公平的福利和保障，教育也是如此。问题是，我们的政府在自己无力承担、不愿承担过高的教育投资情况下，却又不愿意放弃对国家教育资源的垄断——几年前民间资金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国家依旧强势地将其纳入高考体系，并把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细到课程设置。其用意不言自明。而不打破国家对教育资源的垄断，放弃对一些教育资源的配置，中国受教育者高比例分摊高成本教育的日子就远未结束。

       那么，真正负责任的人大代表们，从教育角度，你们该怎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极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