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在我二年级时，远在上海的祖父母要我到上海念书，从此开始了在上海从小学二年级直到高三上半年的“借读”生活。刚来上海，话听不懂，一个人呆坐在椅子上。看着别人小孩子桌上漂亮的铁制铅笔盒，只有羡慕的份。刚来时，祖母给我一个家里很旧的铅笔盒，是父亲小时候用过的。自然铁锈丛生，加上自己农村人打扮的样子，在城里人面前，觉得挺自卑。在别的孩子们欢声笑语中默然独处。在黄土高原的工厂子弟小学里，好歹我还是个优等生。在这里，感觉自己就像那个生锈的铅笔盒一样无人理睬。

没有人找我玩。一些男孩子见我不声不响，便上来找麻烦，骂几句“外地人、乡下人”，还推推搡搡的。我到班主任那里告他们骂人，班主任哼哼哈哈的不予理睬。那些男生看到告状后班主任不管，更来了兴头。没有了老师的保护，那只能自己保护自己。很快那些上海孩子发现这个乡下孩子的力气很大，只要我用力一推，他们就倒了几个。一个人不敢上来，于是他们就成堆地来挑逗谩骂，“乡下人，乡下人，哪里来的龌龊乡下人”。

一次我真地被骂恼了，狂吼就追着一个主谋的上海男生，把他打趴在地上为止，旁边有个小女孩嘴还在不停地骂，结果我顺路给了她一个响亮的耳光。从此这些上海同学才老实了。多年后在美国，我居然一反亚洲人温良恭俭的风格，和看不起中国人的美国同学吵得面红耳赤，后来还和同事老板拍桌子。大概或多或少，受到这次在上海小学“打架”经历影响。

那次打架后，六十多岁的祖母为了平息事态，给老师和那个被打得两个小孩子千道歉万道歉。因为是外地户口我是借读生。因此本地学校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把我赶走。而祖母为了我能来上海念书，跑了好几个当地小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这个当地普通小学答应试读。农村的教育自然无法和大上海相比。那个小学要我考试看看的程度，结果语文得了45分，数学54分。看到这样的分数，自己都傻了眼，记得祖母的脸当时就慌了，总说“是小孩子不专心，他可以考更好点”。我觉得很委屈，不会做的题目，再专心也没用。好说歹说，学校答应让试读三个月，不行就回老家。

没想到在这三个月里，我居然把班里的男女同学都给揍了。祖母回家后，气得当面大哭起来。问为啥打架，我怒火中烧地说“他们欺负我，骂我乡下人”。祖母一气之下说，“那你也不能打人，骂你乡下人，你不好好念书，就是个没人看得起的乡下人，被人骂也是活该。有本事好好念书，书读好了别人就不会讲你是乡下人”。我还是不依不饶，“乡下人怎么了？乡下人就不是人啦”。虽然多年后自己体谅祖母当时的无奈处境。但在那时自己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因为是乡下人而被人欺负的理由，就是因为不会讲本地话，长得不像他们，穿得不像他们，没有本地户口，居然连老师也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偏向本地学生。深受歧视之苦，也因此使得我长大后对任何形式的歧视有着天然的强烈反感。

三个月的试读期间，与我形影不离的就是父亲小时候用的铁制铅笔盒。那个烂铅笔盒虽然难看，但只要拿在手里轻轻一敲桌子，周围的上海同学就老实了。那次打架好歹把上海同学们给打怕了，不过看到老师们总帮着本地学生，不久他们胆子又大起来，开始故伎重演。坐前排的一个男生用一种极其厌恶的口气大声说“你桌子往后点”，然后立刻用力不停地顶我的桌子。坐后面的人接着说“你椅子往前点，你个乡下人要多大地方”。两个人配合好，一个往后顶，一个往前推，我把铅笔盒有力地关上，握在手中一晃，他们就不敢动弹。班里每张桌子，都是一男一女两个坐，没有人愿意和我坐，我就一个人，乐得清静。那个铁铅笔盒，手里一拿起它，就谁也不怕。由于过于破烂，终于有点吃不住用了，不过自己还是一直舍不得扔掉。

那次打架后，更没有同学愿意理我，于是便开始一个人看书，从杭州西湖传说到中国上古神话，再到西游记，我的世界被古书包围。看到我喜欢读古书，大人也不阻拦，反正总比在外边打架好，祖母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做好功课。那时只觉得古典文学的世界，是自己忘却一切苦恼的最佳办法，于是一遍遍地看着家中和邻居那里仅有的几部古典书籍如水浒、三国、三言二拍、古希腊神话与戏剧、哈姆莱特等。古典名著深远的影响，以及学校生活中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让我在不知不觉中步向早熟。等第一次读完《红楼梦》之后，我身上所应有的天真童趣消失大半，取而代之的是那种看破红尘的愤世嫉俗。回想起来，这一切的发生，不过是来上海小学后不到一年左右的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