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村小学上了一个月左右，父母上班的那个厂的领导高书记听说了我和几个孩子要走三里地才能上学的事儿，便对父亲书：“怎么能让大上海来的孩子跑三里地路去上学？我给他（即我）建个小学”。于是，我和才上了一个月的村办小学告别了，又恢复了过去一个人放羊般自由自在的日子，天天带着家里的小狗和其他小朋友玩，直到高书记把厂区的子弟小学建起来，我才再次重新开始上小学一年级。

子弟小学教室是砖房水泥，不再是黄土窑洞那种。教学楼是只有两个教室连一起的平房，隐约记得有一个小小的老师办公室，教室楼只有一个进口。这个教室比起山村小学更像个小学。教室外是一个操场，矮土墙两边围了一下。整个子弟小学就建在工厂家属院边上。

在我来之前，家属院也有孩子，但一直没有小学。后来由于我从上海来了工厂后不得不每天走三里地去山村小学上学，才让厂领导们关注到孩子上学问题，并建了这所小学。所以后来大家开玩笑说：“你看高书记多关心你个小家伙，还专门为你建了个小学”。高书记是我父亲的领导。父亲因为出生问题北大毕业后去了塞外高原种地。高书记听说父亲是北大化学系高材生，因此特别把父亲拉到这家化肥厂担任工程师。后来我才知道，当时高书记这么做，是冒了相当政治风险的。

当时小学只有五年级。我们是一二三年纪孩子少，都集中在一个教室，四五年级孩子多，集中在一个教室。只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年纪大一些张老师，另外一位是年轻一些的，据说原来在工厂里上班，后来调来教书。张老师是专业教师。开学第一天他专门把所有全校学生集中在操场，当时总共学生站在一起只有两排人，随后张老师宣布了校规。至今我只记得他宣布的第一条规矩“一堂课五十四分钟”。

上课时，一年级上课二三年纪看课本做作业。一年级上完后二年级上，一三年级做作业看书。一堂课经常是两个年纪轮流上。课间休息时间只有十分钟。当时学校没有厕所，连老师都只能在围墙后方便。到了上课时间，两个老师一声大喊，所有学生都乖乖回来。

到了冬天，教室里有一个大火炉。火炉的铁皮排烟管很热，同学们经常在铁皮管不是很烫的时，把手掌手背贴上去暖和一下。一次不小心，我忘了先试试温度，铁皮很烫的时候就把手背给贴上去，结果造成了烫伤。回家后因为没有及时处理，手背上留下了一个疤痕，几十年过去了，这个疤痕还很清晰，成了我对那个小学最深的回忆。

由于在上海幼儿园待了几年学过一些基础数学和语文，因此我的程度明显比一年级同学好。数学语文经常高分，爸妈为此很骄傲。一次测验我不小心失手，数学只考了八十多分，老妈着急了，回家后用一根小棍子敲打了我几下。自己感觉不怎么疼，心里觉得是自己不该考那么差，因此也没哭。看到老妈打了自己，忽然想起祖父祖母曾说过，打孩子不能打脑袋，不然要打笨的。因此对妈妈说，以后你打就打屁股，别打脑袋，不然要打笨的。很多年后妈妈提起这件事还内疚地流眼泪。

到了二年级上半年，身在上海的祖母来信，声明孩子的教育影响一辈子，不能让我继续在山西乡下继续上学，祖母要父母必须把我送到上海上学。祖父祖母的命令终止了我在子弟小学的学习。再次回到上海我已是小学二年级了，又经历了一次戏剧化、对我个人影响很深的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