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

《福布斯》日前宣布，从今年起取消中国慈善榜。这是《福布斯》为中国富豪排名8年来取消的第一张榜单。《福布斯》对取消慈善榜的解释是数据收信方面困难重重，许多中国富豪捐赠方式很隐秘，也很低调，不愿公开其慈善行为。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评论者再一次将枪口对准了中国的慈善机制。一时间唾沫星子漫天飞，批评监管不透明者甚众，直陈富人在中国搞慈善没有安全感的也不少。这些言论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凡必责体制”却只能让人过过嘴瘾，而于事无补。我们似乎有必要重点考虑一下“慈善”这一概念，到底什么是慈善？

“慈善”的原生意义是做好事不图回报。然而在中国现在的特殊转轨时期，这一层面上的“慈善”往往可遇而不可求，或者在许多时候被打了折扣。在笔者看来，中国本土的慈善理念，应当退而求其次，也就是说，虽然也要关注回报，但对回报率不过于苛刻地要求，相反更关注做好事本身的效率——这或许可理解为边缘意义上的慈善。

去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的创始人尤努斯，因其成功的农村小额信贷事业一时间而受到极力追捧。同样，在中国，山东济南近郊农民李允成，从1992年开始搞小额信贷，连续十几年基本无呆坏账。尤努斯与李允成做的事情都不属于慈善的范畴，但许多行为准则却具有慈善的特征，比如李允成“救急为先”“小片割肉不疼”的信贷原则，事实上给当地不少农民带来了很大的福祉。

笔者于是重拾起一个几乎淡出人们视野的概念——“企业办社会”（或说“企业家办社会”）。在计划经济时代，国企被强制性地“办社会”成了企业发展的一大累赘，也与市场经济的理念相悖。没有义务而被强迫背起重担，自然会产生消极或抵触情绪，效率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但时过境迁，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或说立足点来考虑“企业办社会”呢？

比如一家企业，国企也好，民企也好，在心有余力的情况下，办个社区托儿所。托儿所不是用来烧钱的，而仍是企业下属的一个独立核算单位，也要求效益，不同的是，企业在政策上给予自己的子单位一定的优惠，或说是鲜明的奖罚措施。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外聘的托儿所的负责人，积极性高了，其丰硕劳动成果结晶的同时，也是社区民众福利攀升的时刻。

华西村是个典型，无论是搞职工医院还是子弟学校，都搞的有声有色。一般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无法与华西村的模式相对比，但要知道，效率与规模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运作得当，同样能取得双赢，这不是搞慈善，也不是我们所平时所说的企业社会责任使然，事实上是“企业办社会”的一种回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