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海浦东的对比彰显天津的竞争意识。从城市功能与经济结构诸多层面,滨海新区不但可以借鉴浦东的一些成功经验,更可以在“假想”的竞争中找准诸如长足的第二产业等自身的优势所在,并有的放矢地弥补如港口经济等方面的自身劣势与发展瓶颈。从这个角度来讲,滨海与浦东生产总值的比较事小,建构核心竞争优势事大,特别是将产业与技术优势延展成制度优势,是天津应当努力的方向。
竞争之硬币的另一面是合作。在去年十月的长三角城市峰会上,徐州、连云港等众多城市希望加入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显然是看到了区域合作“1+1>2”的效应。比较之下,环渤海经济圈可谓相形见绌,区域内的断层随处可见,城市间合作的姿态也时强时弱,独木不成林,天津于是也丧失了从区域强势合作中汲取营养的许多机会。
即使竞合的格局仍不尽如人意,但这并不耽误天津因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而感到的惬意。于是大把的规划接踵而来;有规划才能有条不紊,但是推进多元优势的齐头并进,会不会得不偿失,会不会导致民众福利代价的攀升,是值得思忖的。比如如何防止因打造“宜居生态城区”而导致的房价暴涨,如何防止因构建“经济强区”而导致的产业结构失衡,无不考验政府决策智慧。
另一个应引起足够重视的方面是,既然资金不足是天津发展的瓶颈,那么是否应考虑以滨海开发为契机,大力推动民营经济与民间金融的发展。这其实是一箭两雕的良方。一方面可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经济发展的沉没成本;另一方面多元经济主体的竞合可以提高天津的市场化程度,并有效减少寻租事件的发生频率。
当然,天津仅仅知道了“我是谁”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应当明确“我该怎么做”。再具体一点来讲,我想应当是“第一步应当由谁来迈”。答案自然是政府。制度的变迁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强制性变迁,一种是诱导性变迁,无论选择哪一种,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都是首当其冲的。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企业与民众对天津有一个良好的长期预期。正如制度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所说,有了长期预期,才有长期投资。
注:本文为《南风窗》约稿,新闻链接:http://www.nfcmag.com/ReadNews.asp?NewsID=4149
(东方愚1月20日凌晨1时于青岛浮山公寓) 博客:http://www.MrZhang.com/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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