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夏天，我们被“超女”带来的快感所包围。这个无形的产品空降到每一个关注“超女”的人的内心，揪扯着我们的一根神经，让我们这些人乖乖地跟着“超女”走过了整个夏天——直到最后我们都还觉得意犹未尽。

 

　　在形形色色同质化的今天，“超女”带给了我们超越文化乃至超出我们期许的愉悦——“超女”已不单单是一种娱乐或者文化消费的行为，或者说，与其将归类为一档娱乐节目，倒不如将其看作是满足我们潜在消费欲望的产品更为恰当。而当我们把“超女”看成一种产品时，再来解读所有这些效应的时候，似乎我们才更接近“超女”的龙去脉——也许是出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影响，我更乐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读“超女”现象。

 

　　“超女”作为一种娱乐节目，具备服务型产品的一切特征：娱乐大众、满足需求、带来愉悦，产生市场利益回报，是不折不扣的被用来交换的服务型产品。“超女”的始作庸者湖南卫视正是这种产品的“制造商”。事实也正是如此，“超女”的上市为湖南卫视带来了收视率的新高，也带来了庞大的经济效益。与其说湖南卫视是一个地方电视台，倒不如将其看作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一个制造出“超女”这样成功产品的高明的工厂。

 

　　被压抑或者潜在的表达欲望构成了“超女”的市场需求，而具有这种需求的大众便是客户群。然而，发现市场需求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表面上似乎所有的娱乐节目都在围绕这样的市场需求来做产品，而同质化的竞争却又无一例外地在伤害这种需求。从中央到地方，电视台从娱乐到新闻节目的模仿已将娱乐市场的竞争带入了同质化的陷阱：正如所有的同行业老板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产品有市场，却无一例外地在为自己的产品销路发愁一样，所有的电视台或某档节目都清楚地知道受众的娱乐需求，却又无一例外地为收视率发愁。

 

　　庞大的市场需求催生了“超女”这个非同质的个性产品，而个性正是“超女”取得成功的关键。在越来越多工业及服务型产品的同质化竞争中，不再是工业经济时代的规模决定一切，也不再是信息时代的技术万能，类似的规模、相同的技术实现某种普及或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创意将成为决定一切的力量。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经济》一书中明确指出，创意经济现在每天创造220亿美元的产值，并以5%的速度递增。文化经济理论家凯夫斯也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中的经济活动会全面影响当代文化商品的供、求关系及产品价格。

 

　　“超女”的诞生正是创意经济的杰作。在当今文化产业的竞争当中，早已不是谁比谁的机器更先进，谁比谁的技术更高明就能决定胜负的竞争时代，真正关键的在于对于文化产品的创意。正如经济学家所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创意经济的时代，谁能够把握市场，并做出满足市场需求的创意，谁才会是最后的赢家。正如霍金斯所说，“拥有主意的人开始变得比使用机器的人能量更大，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胜于那些拥有机器的人。”

 

　　“超女”是创意经济的胜利。黑幕、责难、怒骂挡不住表现自我的欲望，鲜花、眼泪、闪光灯映射着“超女”个性的辉光。在这场悲喜剧中，深入我们骨髓的是对被关注的向往。透过“超女”，我们能够真正找回那份被压抑或淹没的张扬个性的力量；透过“超女”，社会学家能更清楚地体会到文明进步带给我们的超然愉悦；透过“超女”，文化商人更能清楚地体会到被淹没或者压抑的文化市场庞大需求；透过“超女”，经济学家应该更清楚地看到创意经济或创意产业的美好前景和市场价值。

 

　　“超女”带来的愉悦感淹没了我们，也带给了创意者以丰厚的利益回报。倘若这能够成为其他产业的一种创意启蒙，那么，创意经济就可望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