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以一敌百挑战飞花令的小朋友，是诗词大会的回头客。第一次登台时，他5岁，能背580多首古诗。如今能背多少，新闻没交代，但以580多首为鉴，应该不少于千首了吧。就算这孩子生下来就能张口说话，千首除以8岁，等于他每年要背会100多首诗。连节假日都搭上，一个每三天就要背会一首古诗的孩子，他快乐吗？反正换我，早疯了。

自然，中国从来不缺早慧的孩子，但这早慧里，除了刻录机一样的记忆，1000首古诗中，他又背懂了几首？这个新闻也没交代，所以我只能说，他背会了1000首，而不是学会了1000首。而若却是只背不懂，仅因为身边成人的夸奖，或者强迫，于是死记硬背更多的诗，则这从500到1000的增长，恐怕也只是脑子里多了500首依然不懂的东西罢了。所以连这早慧，我认为也是假的。

我更怀疑，这样填鸭出来的“腹有诗书”，对孩子思维的开蒙，尤其是创造力的开发，会不会是灭顶之灾。那些私塾里的前辈，虽然也一副摇头晃脑的“气自华”模样，但他们的性情，从来没有活泼起来，头脑，也从来没有活跃起来。生命刚刚开启，却已未老先衰了。

平仄、对仗、押韵、章法，是古诗形式上的不二法门，稍有逾矩，便成笑柄。而自古学诗的门径，又只是背，死记硬背地背，摇头晃脑地背，以图在大量背诵的过程中，发生量变到质变，让古诗的形式规范慢慢在脑子里固定下来。然而，形式规范也是把双刃剑，它固然可以帮你吟诗作对，却也严重限制了你的思维，背得越多，脑子里的条条框框也越多越坚固，最终将自己囚禁起来，失去跳跃和创新的思维能力。

也因此，现代新诗的诞生，就是针对古诗的反动，与淘汰八股的白话文，交相辉映，在新文化运动中异军突起，留得青史美名扬。《觉醒年代》里有一场好戏——大钊先生组织一众学生，排演了一部活报剧，把那个留着辫子的“榆木疙瘩”，讽刺到七窍冒烟。而摆脱了古诗规范束缚的青年们，就像出笼的小鸟，以新诗的自由奔放直抒胸臆，拥抱一个新的时代。

搜索网页，诗词大会上“以一敌百”的神童，还不止一个。如果一个神童享受背诗的快乐尚可理解，那么所有的神童呢？以及那些还未变成神童但正被驱役着死记硬背的孩子们呢？我打赌他们是不快乐的。今天，背诗已经变成一种才艺表演，变成了娱乐他人的“节目”，这种作坊式生产出来的娱乐产品，即便以传承文化论，也已经与目标渐行渐远了。

2010年，当时的中国科协副主席韦钰院士，就曾经提出，“三四岁背古诗扼杀孩子的创造力”。她举证说，这个年龄的孩子，没有足够的理解力，也没有长期记忆的能力，大量背古诗不但不会使孩子长大以后文采飞扬，反而会影响孩子创造力的发展。

而结合当下的双减政策，刚刚摆脱了学科类课外压力的孩子，却依然承受着几百乃至上千首的古诗之重。某种畸形的望子成龙心态，契合着媒体和的大众的娱乐观，最终把孩子变成了居奇展示的样本。

鲁迅那句话恐怕还不过时——“救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