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员的辛劳，大概全国人民都知道。而且我还早就知道，当年的邮递员，就已经辛劳了——八大员们，哪个不辛劳呢？

于是，辛劳之后怎么办，就成了一个问题。知道好像还不足够，付出和回报如果不成比例，貌似放在哪个时代都是说不通的。

八大员时代，对于辛劳，是需要用讴歌做补偿的。八大员，本身就是讴歌的标志。全国人民讴歌他们的辛劳，付出和回报之间的差距，得以弥补到平衡。辛劳于是就这么过去了。

快递员时代呢。快递员时代属于市场时代，辛劳自然也需要讴歌，但讴歌已经不足以补偿辛劳。起码在很多人看来，快递员的付出和回报，依然不成比例。于是，我看到了两种新的补偿办法：其一，“北京的快递从业人员将可参加职称评审，最高为正高级工程师”；其二，“全总：划拨70万慰问双11一线快递员，呼吁买家早点接电话”。

正高级快递员将是怎样的存在？70万慰问金是不是少点？这都不是讨论的重点。我看到的，仅仅是两种补偿方式——一种是正名；一种是给钱。用职称正名，实质与八大员一个意思；给钱则更属市场时代的标配，应对付出和回报差距的终极法则。理论上讲，这两种办法，都比让快递员参加国庆游行实惠得多。

尽管已经体贴备至，但，我恐怕仍是竹篮打水。而竹篮打水之后的结果，则一，正名之举，反会有职业歧视之嫌；二，全总的慰问金，少不少单说，外卖员就首先表示不服了。

所以，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即：第一，为什么从邮递员到快递员，付出和回报始终不成比例；第二，补偿快递员的辛劳，谁是真正的甲方。

关于第一，事实上，邮递员之外的其他职业，在当时的年代，同样存在着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的问题。而讴歌式补偿，也并非八大员们独享，而是所有劳动者都能雨露均沾的。所以，在当时低水平的平均主义酬劳制度下，邮递员的辛劳，并非唯一，也不醒目。换句话说，单独挑出邮递员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更接近一个伪命题。而真正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告别计划体制，告败低水平的平均主义酬劳制度。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功劳。至于当时的甲方，则因为绝对的公有制，当然只能是政府。

到了快递员这儿，我首先有点儿狐疑的是，比较邮递员的接近伪命题，快递员是不是完全就是个伪命题。因为以市场主导的快递行业，是完全可以用市场的方式解决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的问题。快递员的辛劳，完全可以通过市场下的酬劳制度获得补偿。

然而从正名和给钱两个补偿案看，快递员又确乎存在着付出和回报的某种比例失衡。那么，快递业为什么不能像996行业那样，实现酬劳或选择权上的平衡补偿呢？码农们也很辛劳，但他们的补偿办法，就是辞职或加薪。

问题就推给了快递员的老板们，他们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甲方。关于快递员的薪酬，关于快递员的职业美誉，甚至关于快递员的辛劳与否，只有这些真正的甲方，才能拿出办法。

至于政府，包括工会，则是督促和监督这些老板与快递员之间劳动关系的健康。拿70万给快递员意思意思，不如建立健全快递员工会，让他们的工资可以谈判，让他们的权益可以自我保障，让他们的职业不用再依赖博同情而获得安慰和赞赏。

而总的来说，快递员的付出和回报差，如果在今天依然是个问题，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