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大、洋、怪、重”，按民发（2018）146号文，今年6月底要完成。但随着6月的一波争议，又以“防止随意扩大范围”，而告偃旗息鼓——至少从舆论上是这样的。

一个由民政部、公安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六部委联合发布的文件，就这样近乎儿戏地先被围观后被哄散了。详查该文，尚有“9月底前完成地名标志、道路交通标志等相关公共标志牌及户外广告标牌、地图领域中的不规范地名信息清理任务”一项。所以，两个月的这码事，实应得到反思和检讨——既有现实的意义，也有历史的意义。而这码事本身，也大可作为官方决策失败的标志性范本，供决策者详加总结。当然，假如是明着不提暗中继续推进舆论爱谁谁，那算我白说。

说到历史意义，自然要提到文化自信——我相信，这事的初始，也是因文化自信而起，而非单一的技术问题。

关于地名，刚读一个小朋友的论文，恰恰有相关引用——“地名是具有指位性和社会性的个体地域实体的指称，作为指称的一种符号，某些反应地名的词语必然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悠久的历史……”

联系“大、洋、怪、重”，以及整治“大、洋、怪、重”，可以做如下表述——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出现过“大、洋、怪、重”的地名潮流，它同样适用于反应地名词语“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悠久的历史”的符号意义。只是，它们看上去没那么值得骄傲罢了。

不值得骄傲的事，依然是历史。而承认这个历史，才是文化自信的第一步。反之，用官方文件发起运动式的涂抹和更改，则属文化不自信的行为。一个本欲表达文化自信的事儿，却以文化不自信的方式强推，当然是要失败的。

“中央”一下怎么了？“王府”一下又怎么了？“维多利亚”一下还能怎么……这些仅仅证明，在历史的此段，国人对权力和洋性的崇拜，的确存在，而且恐怕还要存在一段时间。而基于文化自信的自我检讨，则应是，第一，为什么国人会崇拜权力和洋性？第二，度过这个阶段，到底靠的是什么？历史地看，地名的行止，当与历史的行止同步。全民尚对权力和洋性崇拜着，唯地名上改个干净，这于文化自信，不过南辕北辙而已。

所以，先留着它们吧，既是现实反射，也是历史警示。至于何时改？也交由历史定夺。但起码，不是现在，不是一纸文件。如果这波争议能引出更深入的反思，这是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

顺便说一句，如何改，也是个问题。北京四城合并时，“东西文武”，偏偏舍去了“崇文、宣武”，只剩下了“东城、西城”，为人诟病至今——当然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告诉后世，地名的“指位性和社会性”，北京曾经忘了一半。而这一半，恰恰就是文化。但我的意见，也不用改，至少不用现在改。因为它可以证明，我们曾经这样没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