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开一读书系列。

记忆退化，过目全忘，于读书，虽有常看常新之乐，但一本书看三遍还以为新书，也属糊涂。故不惮其烦，每于读后，闲笔记之，非读后感，仅为标志，以代过目不忘。或有槽点笑点泪点尿点之属，当不避之，亦做标志之一种。

懒人一枚，但希望能够坚持下去，此志。

《甘肃考古记》，16年6月3日购于亚马逊，文物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著者，瑞典人安特生（今当译为安德森），译者，乐森璕。

安特生于中国考古的贡献，即对仰韶文化的发掘发现。那是在1921年的河南渑池，中国石器时代的考古史由此开篇。1923年至1924年，安氏又于甘肃发掘发现齐家文化。前者，有《中华远古之文化》记之，后者，成《甘肃考古记》于1925年。

安氏之于中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斯文·赫定，前者涉足中国，据云也确是受到后者的启发。两人一位是科学家，一位是探险家，前者发现了仰韶文化，后者探得了楼兰古城。

于此有两个兴趣点——第一，两个瑞典人，为何对中国产生了兴趣？第二，如何认定他们中国之行的性质？

关于第一，以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做参照，可知，当时西人（以我狭义的理解，当指今法德英为主的中西欧主流文化人士）对东方的兴趣，最远也仅达于波斯和印度，绝大部分社交圈内的东方话题，还止于对近东及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想象和憧憬上。所谓远东的中国，在文学及文化人士的著述中，尚未形成兴趣的焦点。这么看，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远东探险，包括传教士的宗教东扩，包括政经军事领域的拓展东进，到底在西方主流人群中维持着多高的热度，可以存疑。若此背景成立，则出身北欧的安氏们，独能将触角伸至中国，并在相当程度上霸占了中国文化的发现权和解释权，就有了特别的意义。据说，瑞典皇家对他们的探索活动，一直予以经费支持，而中国政府慑于列强侵吞的忧惧，也给予了他们相当的照应和批准。但我恐这只是解释之一种。

关于第二，即便如此，安氏们还是在文化窃贼和文化学者的身份上，展转了许久。现在看，这似乎已经不再成问题，但大量文物的出海（当然还有馈赠），也确给他们的经历抹上了并不光彩的一面。即便止于学术层面的理解，我恐考古界也会作出自己的判别。

此版《甘肃考古记》不厚，加之中英文双语，故尤见其单薄。虽非专业人士，但内容于我印象深者，却在安氏的考古研究方法上：一是对断代的研究，大量引征了地理及地质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地质层阶对发掘发现的勘验作用。这个跨学科的方法，我猜，安氏之前，在偏好文字甄别的中国史学研究里，尚属空白吧。二是，由比较研究而论证文化的迁徙。安氏之有甘肃之行，其实正是来自对仰韶文化来源的一个假想，认为，仰韶出土的陶器，与此前所见欧洲及中亚考古发现中的陶器，在器型和花纹上，具有高度关联性。由此认为，仰韶文化有可能是中亚文化的东迁的结果，故特选择以其迁徙路径中的甘肃为点发掘，期待得到印证。当然，安氏的假说，现在看也只能是假说了。后来，他也并未针对甘肃考古的此一取向，再做学术上的进一步研究。书中所附《甘肃史前人种说略》，为安氏邀请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所出具的，对此次发掘中古人类骸骨的初步鉴定，也证实了安氏假说之悖。

最后要说，译者乐森璕，贵阳人，1899年至1989年人，为中国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地质教育家。虽然是学术专著，但其译文半文半白，圆通可爱。而于谴词用语，又不失严谨和规范，堪称学术译著的一种典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