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场田径世锦赛，发现两个景观。

景观一：

全能项目的一组1500米跑，场面有点儿难堪——尽管只有1500米，但最后一名，却几乎被人套了圈。然而，全场观众就为这最后一名鼓掌呐喊，并且好象很为自己的鼓掌呐喊而感动。

向最后一名致敬，本不鲜见。鲁迅老师曾以为，最后一名实乃中国之脊梁。而因为伤情或意外掉队却仍然坚持者，在国际赛场上也的确常获此殊荣。不过，那天的最后一名，既非中国之脊梁，也未见伤病，却独获现场几万观众的致敬了，以至冠军打破世界记录这样惊艳的成果，都被这致敬淹没了。难道，这几万人想表达的，是可怜那最后一名吗？

然而，中国的运动员，却没有这份幸运。别说致敬最后一名，连银牌都满足不了大家——男子4X100那样的单说。在中国观众的眼里，只有金牌的得主，才可能是中国的脊梁。当然，牙买加的脊梁，中国人也认，也膜拜，就是说，抛开国家意识，冠军，才是中国人心里当真的英雄。所以，那致敬最后一名的场景，在我看，就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了。

景观二：

现场观众里，除了中国人，也夹杂着外国人。虽然“夹杂”，人数少得可怜，但其助威的声势，我保守估计，却能够以一敌百。一个小女孩的尖叫，轻松盖过了周遭国人的“嗡嗡”声。这还是在有中国选手参加的项目上，如若事不关己，则那个女孩的尖叫，愈显高亢，但同时，也略显突兀，因为她旁边的国人，都在害羞地行着侧目礼。

或许，向最后一名致敬，只是始于某一位观众的恻隐之心，这无妨，完全说得过去。但他的恻隐之心，居然传染开，变成几万人的共识，集体眼泪打转儿。这个过程，才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所在。而“尖叫”和“嗡嗡”的对比，也正是个性和群氓各自最擅长的表达。好在那尖叫的是外国小孩，若换成国人，不单旁人要行侧目礼，尖叫大发了，恐怕保安还会前来请你安静的。

总之，在鸟巢，观众的热烈，总是整齐划一的——要么是“嗡嗡”，要么是“轰然”，要么是“唉”，要么是“人浪”，我见不到作为个体的人，永远只看到“一大群”。

当然，这样的一大群，放在鸟巢，或许能够成就“最成功一届田径世锦赛”，但放在马路边上，却也能够成就此起彼伏的“哄抢”事件——抢鱼、抢煤、抢水果、抢鸡蛋，还有抢小鸡……习惯群氓行为的中国人，可以用群氓的群体性，遮盖起每个个体所须承担的道德和羞耻。这并非媒体所言的“法不责众”——警察来了不是都管不住吗，这仅仅是，已经彻底地，臭不要脸，而已。而彰显个体意识的好处，在鸟巢里的“尖叫”，或许还略显夸张，但它起码赋予了个体一个突出的意识，就是：因为他（她）表达的是自己的意愿，所以他“她”会对自己的表达负责。无论结果好坏，他（她）都责无旁贷，没有谁有义务为另一个人的道德和羞耻躺枪。

中国的历史，总的来说，是倚赖这样的群氓意志，走到了今天，好事儿也靠它，坏事儿也靠它。群氓意志，已经成了基因，改不了了。所以，今人能做的，或者说应该去努力尝试的，就是让好事儿尽量多，坏事儿尽量少，把群氓意志的风险，降低到最低。

比如，温州的服务员泼开水，这本来是无须区分个体和群体的定性事件。但依赖互联网的发酵，我发现，在群氓意识之下，这本来已经定性的事儿，居然也有的说道了——相当一部分网民形成了群氓的“嗡嗡”，连冲人泼开水都可以是对的了。

从用群氓的集体性遮盖个体的道德和羞耻，到用群氓的集体性彻底泯灭个体乃至群体的道德和羞耻，这正是今天群氓意志最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