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医生自拍照那事儿，后来澄清了，说没有恶意——“医生也是人，不是神，也有感情”。于是，据说超六成人就理解和原谅了。仅存的批评，也被央视以“情商”不高，一笔带过。

是吗？所谓“情商”的背后，我看到的，是另一个字眼儿——“势利”。“情商”，就是“势利眼”，就是对“势利”的判断和选择。它没有原则，忽略底线，不会提供价值，只能推演方法。把医生自拍照跟情商挂钩，只能证明，在论者的眼里，行医，只是一种买卖，一种营销，一种可以势利化的交流和供需关系。所以，他肯定也会推断，医患矛盾，仅仅是沟通出了问题。

是吗？作为也有感情的、不是神的人，医生究竟是什么？行医，究竟是什么行为？为什么三百六十行，惟有这个行当有个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为什么这个誓言非要以“天地鬼神一起将我雷击致死”的毒誓作为自我约束？

所以，我当然不能把行医中的医生，简单地视为“也是人”的同类。你可以不是神，你可以也有感情，但你绝不是“一般人”，你每天面对的，也不是病患和家属，而是时刻存在着的生与死。就像医生的前身“巫师”一样，“巫师”不是神，但也决不是普通人。人们把他视作介于人和神之间的那个“神人”，因为他能触摸阴阳两界。

我想，每一个医生，或者即将成为医生的人，都应该在入行之前，反复强化对自我的这个认知。它不是普通的职业道德培训，而是对人性的哲学反省。这样的话，关于自拍照，就没有什么争议了。不用文字解释，不用罗嗦是不是还在缝针，画面已经能够充分说明所有问题——只要手术台上还躺着一个人，那么你们的“剪刀手”，就是错误的。

为自拍照找辙，就像中国所有的事后找辙一样，都比事情本身，更容易让我看清国人对人性的真实态度。我也常为此找辙，比如看到恶的人性，我总习惯地想，大概中国人历史上从来没有获得过真正的权利，也就无法获得与之俱来的正义和光明，而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习惯于通过取巧、通过哪怕是不正当的和阴暗的方法退求自各的趋利避害。在这种猥琐苟活的境况下，所谓正义、善良、公平、秩序，等等高大上的字眼儿，自然就与我们渐行渐远，而只剩下可怜的自惜自保。

所以，四川艾滋病男孩遭联名驱逐，以及事后的找辙，按中国的人性逻辑推断，肯定是成立的，不会是假新闻。而针对此事的“联合国声明”，是否真的出自联合国相关机构之手，也无须认真，因为它同样给出了逻辑上的真实性。在这则“声明”里，使用最多的词汇，是“羞辱”和“歧视”，这可以视为外界对国人人性意识的愤怒的评价，同时可以令更多的国人，在审视自我的精神世界时，发生了无数的躺枪悲剧——如果你具有自我审视能力的话。

这评价不算过分。因为抛开这个个案，以及它所引发的“国际风波”，关上门反省，我们都会承认，我们习惯于羞辱无辜，习惯于歧视弱小，当然也习惯于为我们的羞辱和歧视寻找冠冕堂皇或无可奈何的理由。多数情况下，我们对人对事，都缺乏善良。

如果四川的故事，可以用“羞辱”和“歧视”形容的话，那么，河南发生的“艾滋病拆迁队”事件，你又会如何形容？假如联合国也要发声明，你说它会怎么措辞？因为从经验上来讲，他们可能从来没有遭遇过这样的案例。

但无论如何，我有一种被拷打的感觉。假如这则消息不完全属实，即所谓雇请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其实只是个幌子，那么作为人，雇佣者人性的扭曲和撕裂程度，会夸张到什么样？而如果消息完全属实，即被雇佣者的确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那么我更想追问，这些携带者，在自己身上的病毒与牟利和恐吓他人之间，究竟是如何建立起了逻辑联系？这是怎样的一段心路历程啊我靠。我知道，宗教论者现在会显示其博大的悲悯和宽容，刑罚论者会想到3000刀以上的剐刑，而作为中间的普通人士，我们只面临一个问题：我们身边，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同类，这是最确凿的。除此，我们并不知道，应该获得悲悯和宽容的，是雇佣和被雇佣者？还是被强拆的人们？我们也不知道，如果非要来个3000刀的剐刑，那么应该由谁向谁开刀？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辙可以找了。“羞辱”和“歧视”的评价基础，是被评价者尚且拥有心智，尚且知道做人需要义务。但河南的事情，只能让我怀疑，人的生物性特征，是不是统一和长久的。而此前，我本以为，“羞辱”和“歧视”，已经是我们遭受的最严重的差评了。

所以，仅从自我心理健康的角度讲，我也更希望看到另一则发生在河南的新闻，即一个19岁女孩照顾植物人母亲以至白头的故事。这个故事多少可以帮我们缓冲掉一些非理性的因素，重新考虑一个问题：中国人的善良，如果有，那么它究竟隐藏在哪里？这个女孩的善良，和那个艾滋病拆迁队，除了证明大千世界的丰富，到底是哪个可以为我们提供人类群居的正当性，或者谬误？

我多希望是这样的：

如果不是性本善，则我们人生的全部，就是克服自我，建立一个善良秩序的过程；如果是性本善，则我们人生的全部，就是在证明它，而不是相反。

如果非要把“天地鬼神一起将我雷击致死”变成所有中国人的毒誓，那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