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想说，与各种顽固势力做斗争。可要这么说，我就撒谎了。事实是，我每天都在与各种顽固势力为伍。

我所说的各种顽固势力中，就包括今天早上看到的新闻，是外国记者拍摄的中国人在“宜家”的各种睡态。放早先，碰到这样的外媒报道，我一般首先会敏感地谴责“宜家”的——你宜的哪门子家，连给顾客休息的地方都没有，节操呢！但现在呢，我成熟了，“宜家”我当然也会批评的，但我也会谴责那些熟睡的国人——你们的节操又在哪儿呢？我这么说，应该既不是五毛也不是美分了吧。

接下来的问题是：有的人没有节操不要紧，其他人可以帮助他有节操。按性质上说，这本是积德的善举，但事实是，这个善举，没人领受，没人践行。按操作性说，拍醒他，提醒两句，举手之劳，但事实是，如此最简单的善举也没人去做。为什么放着这么的好的事情偏不去做呢？好吧，谜底揭晓——是因为善举有风险，实施须谨慎。提醒两句，后面就可能意味着一场争吵；拍他一下，后面就可能衔接着一顿暴打。中国人现在最在乎的是自己的得失，按显学家们的说法，中国人就是世界上最自然的自然人，趋利避害，衡量利益，规避风险，这些天然的本领，不但无师自通，而且已经被我们放大到了极限。

所以，关于节操的事，我们只能放下了。少数人的没有节操，最终变成全体人对节操的漠视和畏难。直等到被老外拍下来，放给中国人看，我们也只能恍惚地被诱发一下羞耻感——还好，我们还有羞耻感。否则，我怕连在网上，大家都可能一股脑儿地谴责“宜家”的毫无人性了。

所以，绝大多数人，每天，都在与类似这样的各种顽固势力为伍，而不可能是做斗争。

于是想起了某个老外，是个女的。大约是在北京闹市的东二环吧，她觉得汽车抢占自行车道是不对的，于是就一个人，面对着所有的占道司机，用微笑和手势，指引他们改正错误，从善如流。她本是与我一样的为伍者，但却超越了我们，变成了镜子一样的斗争者。

也邪行了。她既没遭暴打，好象也没人和她理论——违法的人，又能拿什么和她理论呢？

但我毫不怀疑，这仅是个个案。因为我亲历的事实是，就在我居住的校区内，一个逆行者，大约仅仅是因为他拥有金链子和纹身吧，就差点儿把我这个顺行者暴打了。而我所知的另一个信息是，如果我气不过，打就打吧，那么要么是他把我打伤活该倒霉，要么是我把他打伤，但我须付出拘留和高额赔偿的代价。

就是说，要真想同顽固势力做斗争，在我所生活的环境里，又似乎真的需要考虑一下成本和风险的。我只是说不准儿，这些现实的权衡，与上面所说的集体的漠视和畏难，哪个是先？哪个在后？哪个更真实？哪个又是借口？

每当这个时候，人们总习惯地想起政府——如果政府作为，我们何须如此？而政府一旦不作为，甚至反作为，我们起码还有理由和政府理论——因为政府毕竟还是讲道理的。

关于不作为，有例为证。就说北京的逆行吧，所有的自行车道上，都逆行者那种自攒或者违法购买的电动或机动三轮。而它的宽度，几乎可以占满整条车道。同时，这些逆行者又几乎全是满血加鸣笛地横冲直撞的。我的意思是，逆行者固然节操碎了一地，但为什么政府却对明显百分百违法上路的这些三轮儿视而不见呢？政府又为什么对违章逆行的行为毫不理会呢——别给我讲小儿科的话，我只是需要一个正经的回答。

这个可以视为不作为，同时，政府还要时刻提防自己的反作为。

就上个周末，我给北京市交管局打了个举报电话——后来跟同学说起，大家说你可以戴个红箍跟大爷大妈站岗去了。

我举报的是医院的停车难。停车是难，等俩小时未必能停进医院停车场，那就只好停医院外面，但须时刻留意帖条儿的。像人民医院，帖条儿的经常是一上午能来三四拨儿，说这是因为离北京市交通管理局近，所以来得勤。好吧，那就车上留人，按临时停车算。就这么个现状，对于解决看病停车难，已经属于反作为了。但是现在，连医院附近的马路边儿，也被开发成收费停车位了，而且收费要比医院里高许多。就是说，政府不但没有设法去解决停车难问题，反而利用停车难现状，做着借机敛财的勾当。这就是我和接线的小警察说的大概。我末了跟她说，在台湾看病，也遇到车位已满的情况，可人家是怎么做的呢？不但给你指引到距离大门口儿最近的坡道上，而且还提醒你打开双闪以示临时停车。

一般来说，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克制自己的欲望，总是有难度的。而难度越大，一般也越容易受人尊敬。所以，所有宗教里，都有苦修一派。你认可与否是另一回事，但苦修者，一般都会更受尊重，甚至景仰。借鉴于今天的话题，就是，个人节操的取舍，可以视个人的道行而定。而政府，则肯定不能与各种顽固势力为伍，而是做斗争。

那天过府右街，路过“义利”的专卖。买完点心才醒过味儿来，我这车既没前筐也没后座。你瞧人“义利”的大姐，不但帮我换了个大塑料袋，还帮我拿绳子捆在大梁上，末了说了句：“哥们慢点儿骑。”我能说我眼泪都快下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