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道德，我一直以为，它们俩是一伙儿的——一个负责站岗放哨，一个负责巡夜打更。不过，这可能是我的误解。子夜时分，狭路相逢，站岗的没准儿就说打更的在扰民，打更的也没准儿就指斥站岗的玩儿恐怖。而且，要命的是，若真这么顶着牛呛呛起来，你说到底是谁说话算数？

貌似问题不难回答。比如，北京三里屯卖花老人的故事，作为答案，就很明确：天空飘来五个字——法律不叫事。

关于这桩事儿，我所获得的最后的信息是：有企业捐助了手术设备。天坛医院方面亦称，免治疗费。而老人表示，将继续卖花。

倒序往前。上一次老人表示继续卖花的时候，是天坛医院专家会诊后。会诊的结果，是需要18万手术费。

再此前，就是“爱心传递”告诉我的了——老人儿子需要1万5手术费，大家都去买他的花吧。于是，大家就都去买他的花了，一天就收入1万6。

顺着道德看，这事儿很温情，从爱心人士开始爱心传递，到爱心人士踊跃购买爱心花，到爱心媒体爱心报道，一直到爱心企业爱心捐助，爱心医院爱心救治……世界立马就要变成美好的明天了。

但若顺着法律看，可就坑爹了——自始至终，这事儿就是一个违法的集合体——即是无照经营，又是违章占道。甚至，那卖花的三轮车有牌照吗？什么样的“好心人”可以让一号难求的天坛医院，立马为老人的儿子进行专家会诊？也是在法律的视角下，前边所有的爱心行为，就都变成了对一起违法事件站街鼓掌的行为艺术。

我给三里屯城管打过电话，问他们对这事儿怎么看，敢不敢依法取缔，接线妹妹表示鸭梨很大，说媒体都给炒作成这样了，谁还敢管。

也就是说，就连执法者，现在也只能对这起违法事件听之任之。回头再看法律和道德的对峙，卖花老人故事的结局是，道德打败了法律。

然而这回的爱心真的就是道德的吗？好象也要两说着。

如果这事儿从头到尾都是捐赠，则它就是道德的。而把捐赠变为买花式的交易行为，又因为卖花行为的非法性，就会导致爱的不道德。这里的道德与否，最直接的衡量标准，就是公平性。当你对非法的行为赋予爱心的时候，就意味着对合法者的不公平。同理，当你“好心”地帮助联系天坛医院为其做专家会诊时，就是对其他半夜挂号的病人的不公平。所以，最简单的施舍，一直以来才是最道德的爱的行为。单向的施舍，也最能够保证爱心的纯粹性，反倒是用买花之类的双向行为做包装的爱，虽然貌似免除了单向施舍的恩惠意味，但其实也意味着复杂和模糊。退一步说，如果这事儿当初只是以捐赠的面目出现——大家捐助善款，媒体联系企业，医院声明免费，那么，这事儿的煽情性虽然会降低，但却会使它变得圆满而无可挑剔。

问题是，做善事就做善事吧，为什么非要煽情呢？这依然是一个涉及复杂和模糊的主张。如果不煽情，善事儿虽然影响会小，善款虽然不会马上筹齐，但从善行本身看，它更接近于自发和纯粹。而多了煽情的介入，善行则会呈现裹挟的意味，变得复杂和模糊起来。你说天坛医院最后的免费，是完全的自愿行为吗？而那家赞助企业的名字，连续几次出现在同一篇新闻稿里，我就只能说那是广告了。“莫以善小而不为”，在这里，我就可以理解成，做善事，不煽情。

据说，中国癫痫病人的数量，大约是500万。我猜，其中一下子能拿得出18万的人，恐怕并不多。现在看，卖花老人的儿子，显然是个幸运者。更多的人，能够冀望的，恐怕不是天上掉馅饼的幸运，而是在公平的制度保障下，每人都有分一杯羹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