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结束那天，最后一道程序，是总理记者会。记者会结束后，有图有真相，但见好多记者，争着在总理的座椅上摆POSE照相。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一个眼镜男，幸福地做出OK的手势——他O得哪门子K呢？

其实那天，我特想有记者帮我采访采访代表委员，问问他们两会结束时的心情，是意犹未尽？还是归心似箭？还是……也感觉很OK？只要不是像原先一样的“无比激动”和“坚决贯彻”，只要是真心情大实话，我真的很乐意知道。

我这念想是有理由的。由于还没有建立代表委员的专职制度，那么履行职责，就不可能成为这些代表委员的日常行为，而只会集中体现在每年一度的两会上。而既然这种身份认证如此隆重地发生在俩礼拜的时间内，那么他们肯定会、也应该会有所感慨。这是其一；

其二，作为决定中国命运的这几千号人，他们的影响力，又绝非止于这俩礼拜的会期，而是贯穿于终年的言行中，并且是在每个领域。所以，他们不但要有感慨，而且，他们的感慨很重要。

我尤其关注的是，那些既是代表又是地方首脑的人们，在未来一年的时间里，如何履行行政决策和代表监督的双重职责？如何用人民代表的审视眼光，评判自己的行政业绩？

花开两朵。

从两会上延续下来的一个话题，现在已经开始发酵，这就是反思中国的城市化运动。以北京为例，学界和政府已经开始检讨，那种拆旧——建新——扩容——上楼的发展模式，不仅制造了超大型城市的诸多危机，而且人们对生命质量的感受不升反降。要命的是，这种发展模式所造成的危害是不可逆的——你造了五环就得惦记六环，造了六环还得遥望七环。

而这，又不仅仅是城市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甚至，我们似乎都可以反省，这样的城市发展，要还是不要？或者说，这样的城市发展，是真的发展吗？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完全建立在以经济指标作为衡量标尺的基础上的，经济指标成为所谓城市发展的惟一衡量标准。这当然是对城市发展的曲解——所谓城市影响力，首当其冲的，是文化的塑造以及保全。这既是对城市发展的历史评判，也是终极评判。而目前，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当务之急，则更应强调文化保全的政府职责。

N年前，过杭州西湖，发现周边不但开发了大片的酒吧，而且还请了法国的团队，设计了夜间灯光景观。这固然有了点儿十里洋场的味道，但于西湖的历史，西湖的文化，以及西湖在中国人心里的定位，却是具有破坏力的。读张岱《西湖梦寻》，里边说到苏公堤上的桃柳，东坡初筑时，“夹植桃柳”，成为一景儿。后来，“堤渐凌夷”，一直到明正德，地方官重新“列种万柳，顿复旧观”。后来“柳败而稀”，到嘉靖年，地方官再次复种，“令犯罪轻者种桃柳为赎”。然后又遇兵火，砍伐殆尽，到万历年，地方官再次复种，“又复灿然”。一直到崇祯年，张贷写书时，这些桃柳已“皆合抱”。书中所记，倒也不仅仅是苏堤的桃柳，许多西湖景观，自然的人文的，多少都暗合着类似的经历。这在当时，城市地方官们的一个劲儿复种，固然也有所谓的业绩观作怪，但碰巧这个业绩观，是以不敢造次为前提的。所以他们留给后人的，决不是大干快上的拆旧造新，而是周而复始的复建、复种。这个不敢造次，就是当时文人官僚中普遍存在的自我历史评价——用历史的眼光检视自己的行为，用保守主义搞他的城市发展。有道是：“四季笙歌，尚有穷民悲夜月；六桥花柳，深无隙地种桑麻。”

借古喻今，我认为，今天的地方官们，也应该培养一点保守主义的城市发展观，培养一点在城市文化和城市传统面前不敢造次的胆识。否则，就像北京的发展那样，整条整条的胡同被拆掉，胡同文化因之消亡殆尽，只留下一个故宫几个王府若干故居供人把玩，这既是不是北京的历史，也不是北京的未来。

而作为回到各个岗位的两会代表委员，尤其是地方官们，如果没有在会上体会到新的业绩观，没有对原有的城市发展模式进行反思，没有一点感慨和觉悟，则他们是不合格的。历史将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