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昨天，我夜观空气质量，靠，551。查24小时趋势，线条一直飘扬在“有毒害”之上。这是数据。回想白天，体感就更慎人——有时候觉得我是在看海市蜃楼，有时候觉得是在看末日大片。不信你现在探头窗外，那景象仍是这样。

查了下雾霾预警等级，一共分四级，蓝黄橙红。这几天一直是橙，但体感强制我总爱看红，大概的描述如下：标准：预计未来24小时内可能出现下列条件之一并将持续或实况已达到下列条件之一并可能持续：(1)能见度小于1000米且相对湿度小于80%的霾；(2)能见度小于1000米且相对湿度大于等于80%，PM2.5浓度大于250微克/立方米且小于等于500微克/立方米；(3)能见度小于5000米，PM2.5浓度大于500微克/立方米。

我认为，北京现在的雾霾，已经达到了红色级别。这一级别的对应措施也有，如下：1. 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污染物排放；2. 空气质量很差，人员需加强防护；3. 一般人群避免户外活动，儿童、老人及易感人群应当留在室内；. 机场、高速公路、轮渡码头等单位加强交通管理，保障安全；5. 驾驶人员谨慎驾驶。

比照去年底东北的雾霾，现在的北京，应该是幼儿园、中小学停课。企事业单位，则实行弹性工作，简言之，就是轮流放假。

问题就是这个——敢不敢给大伙儿放假？

答案貌似已经给出：不敢——预警不敢红色，死活扛在橙色上，这就是不敢的意思。

那，为什么不敢？

经验的说法，有现成的词汇，叫“社会恐慌”。恐慌的终极来源，只有一个，就是人的健康和安全遭受威胁。这么看，就有点荒诞——一边是人的健康和安全，一边是人因为健康和安全导致的恐慌，选择提，二者必取其一。目前的结果是，选择了牺牲人的健康和安全，以避免因健康和安全导致的恐慌。

2003年，非典。那次的教训，就是对“社会恐慌”的高度压制。事后，所有的方面都在检讨，仿佛已经给出了一个真理性的答案，就是不能隐瞒、反应及时，以人为本。其效果，在非典中后期已经显现，信息透明和应对及时，才是压制“社会恐慌”的最好办法。到后来，我们已经厌倦了恐慌，发现灾难中的自己原来依然需要社交和娱乐。那时的北京人，正像《鼠疫》里的人们——活都不怕，还怕死吗？

但是，社会管理者总是忘记社会情绪的这一段曲线图，只记住了一个隐瞒才会安全的笨逻辑。一旦危机来临，他们就会比一般人来得更恐慌，做出的判断和行为，也更错误、更失败。

帖吧的小伙伴们早就抱怨了——就这天，还跑步；就这天，还不停课。他们的父母，只会比他们抱怨更多。这就是“社会恐慌”演变出来的“社会怨气”，这一点，也是管理者们从来不会想到的。关键的是，“社会怨气”完全是由管理者单方面酿制的，是离间管理者和社会成员关系的大坏蛋——它本来根本就没理由出现。

人们对问责的追究，一般而言，并非是对元凶的声讨，而是对元凶以及元凶之后一系列行为的不满。不信你倒过来想一下——霾就霾了，而假如你敢把橙变成红，敢让孩子们停课，敢让大人们放假，敢承认一句我们错了，那又会是个什么样。

据说马上要起风了。对于管理者反思来讲，这风来得不是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