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不找了，大概意思是：郑州机场出乱子那事儿，有围脖说是乘客打砸了机场，但机场派出所所长说，事情没那么严重。本来这话说完也就完了，没那么严重就没那么严重，但所长又跟了句：正在寻找发围脖的人。

500条是吧，这我当然明白。保不齐，我前边说的“出乱子”，放在所长那儿，也要算进需要寻找的对象。但这“寻找”的潜台词里，到底是因为“出乱子”造成社会混乱呢？还是因为“出乱子”带给派出所麻烦呢？我倾向于后者。所以，寻找发围脖的人，我认为，就是明目张胆的恐吓。待“寻找”到之后，又当如何呢？如果所长把人拘了，那这拘人，就是明目张胆的报复。

类似的例子，过年前后，挺多。比如禽流感吧，死了人。记得南方某省，好象是死了1个，但有人的围脖里，说是死了5个还是几个，反正是超过1个。然后发围脖的就被拘了，比“寻找”要严厉和直接得多。

共同点是一致的——“事情没那么严重”，但你却夸大了。那么，夸大是不是就是造谣？无心的夸大，和恶意的造谣之间，警察如何区分？夸大和造谣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警察又如何区分？区分之后的处理，又如何能我等旁观者继续区分，哪个是惩处？哪个是报复？

据说，新闻记者也有冒失的时候，可能会把“事情没那么严重”的，夸大成事情好象挺那么严重。但对新闻记者，警察貌似还不好直接拘人，而且需要利益受损方起诉。那么法院怎么判呢？我知道的案例，也可以找到共同点——一般都看基本事实的真实性。比如前边的例子，“事情没那么严重” 前提，是说，事情还是发生了，这个发生，就是基本事实；同样，禽流感死人了，这也是基本事实，到底死了1个还是几个，还是在基本事实基础之上的事。所以，要交法院判，说机场发生打砸的记者，和禽流感死了5个之类的记者，乃至他所供职的媒体，是不会被判有罪的。顶头了，这样的记者，会被媒体机构处罚，甚至开除，媒体做出更改甚至道歉，而已。

这么看，记者笔下的夸大的新闻，显然会比普通人的围脖影响力要小。就是说，如果套用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科律，同样的夸张，其造成的影响，记者比普通人要更大。这就有点儿悖论了——造成更大影响的记者是无罪的，而造成较小影响的普通人，却是有罪的。这难道是对记者和媒体公信力的讽刺乎？我不信。而就郑州机场事件和禽流感事件这两则新闻而言，当地警方“寻找”或拘留围脖发布者的行为，显然是给基本事实清晰的事实，人为蒙上了一层居心可疑的不确定因素。要我说，这就是对新闻的一种不良驱动。

大年初六，我从山西返回北京，结果遇雪，在临汾的一个隧道口儿耽误了两个多小时，只能半途求宿。事情是这样的——在那个隧道口儿，发生了多车追尾的事故，把隧道完全堵死。我到现场的时候，前边的人告诉我，撞了20多辆，还有人受伤。受伤是我最关心的，经过询问，还好只是轻伤。由耐心等待到不耐心等待的当儿，我分别给临汾交警、山西省交警及告诉公路管理局、国务院假日办打了几通电话，其中，山西省和假日办方面，接我电话时，都是首次接到报警。就是说，这样一起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如果不是我打电话，有关方面还不知情。后来，当县里的交警和医务人员赶到现场时，印证了我的判断——他们说，他们之前接获了报警，但没想到这么严重。耳熟啊——又是严重不严重的事儿。所以，才会在报警之后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没人来处理事故。

我现在回想，我当时打电话时，是说有20多辆车连环追尾，但事实呢，是只有10几辆车。但除了这个数字不对，其他的，连环追尾，堵塞道路，有人受伤，等等，都是准确的。那么，如果我有围脖，并且一激动就发出一条围脖，那么山西的警察，会不会也要“寻找”我呢？诶呦，怎么那么后怕呢。而这些如果一旦如果成真，那么关于山西高速路段发生多车追尾这则新闻，肯定也会在新闻本身之外，外挂上一则关于滕云同志500条的花边儿。而那车祸发生之后两个小时无人问津的真正新闻内核，也就被有意无意地隐瞒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