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旧闻了——新闻太新，难说靠谱。我认为，看中国的新闻，必须沉淀一个月以上，再看，再信。

这则旧闻，当然早已超过一个月的期限，总有半年以上了吧，说的是：一位张老师，“见义勇为”，开车撞死三个抢匪。人民闻听，拍案称快——撞得好啊撞得好。

早年前的判决书——现在偶尔也见，常有“民愤极大”的用语。撞得好啊撞得好，应该就算“民愤极大”的一种。“民愤极大”，又可以约略看成“多数人意见”，好在中国人多，并且虚拟“多数人意见”从来不算难事，所以“民愤”也就成了权衡刑罚的当然理由。

以民愤决定刑罚，这是否靠谱，是另一个话题。单说“民愤极大”，以张老师的“见义勇为”故事，其后的“民愤极大”，就有掺水的嫌疑，也是虚拟多数人意见的一种。其实，稍微认真看这民意，也不难判断，中国人里，能够眼看着前面三条命而还能头脑清楚地开车撞上去的，是很少的一部分，并不像好多网上英雄说的，换做是他，也要撞死他们。这是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这些说辞本身，也存在虚拟性。那是因为，他们在当时，只是想象了自己也属于被抢者或者撞人者，而没有想象过自己被撞死，或者自己的家人被撞死。为什么只把自己当“英雄”想象，这又是另外的话题，不提。总之，哪怕你不站在抢匪的立场上，只是站在距离抢匪很近、很容易被误伤的普通市民的立场上，你可能就会换个“民意”。

换位思考，小名“屁股决定脑袋”，虽然难做到，但也仅是有效思考的初步。况且，所有的换位思考，在中国都有隐含的意义，就是给自己找辙——为自己的错误辩护。所以，思考本身，就成了一件大难事。

“中国式过马路”，是最近的话题——好象也超过一个月了吧。就算没超过一个月，我查了下，英国人发明红绿灯，是1868年，一百多前的旧闻了。现在要说的是，英国人已经发明了一百多年的东西，中国人民2012年才开始讨论。当然这也不必脸红，我是想，总比3000年之后再讨论，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居然就讨论起来了，后来连专家都被发动了。再后来，甚至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式过马路不只是行人的错，通行区域规划不科学、绿灯时间过短、人车关系处理失衡等现实问题的存在，更使得人们难以在规定时间内顺利过马路，甚至还可能面临危险，这才让行人不得不组团过马路。”

就这样，“中国式过马路”，本来是一句在中国人来讲属于难得的自嘲，最终一认真，变成了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仿佛过马路不闯红灯的话，中国人真的会死的。所以，我连自嘲的实质都怀疑了。

还有奇葩呢。有专家还站在人种的高度解释了闯红灯之必要，说德国人忍耐力是超强的，但面对红灯，也就扛得住60秒。中国人当然比德国人还能忍，但超过了一分半，任谁也崩溃鸟。专家的结论我明白，那就是忍无可忍，无须再忍。中国式讨论过马路的最终结局，就是：红灯，就是用来闯的。偶业。

这当然属于很巧妙的换位思考，把自己的错误，转嫁给随便其他什么理由。又能唤起人民潜意识里造次的快感，给大家上了一堂存在主义哲学课。

受专家启发，我现在琢磨的一事是：到底还要不要红绿灯？中国人民真要是把一百多年的红绿灯制度废止了，也算给人类的一大贡献。当然不能说废就废，不能学专家，光给理由，不给出路。

经过遴选，一个可供执行的方案是，学习圣马力诺，取消红绿灯，全改成单行线和环线。这个可行吗？我有点二乎。因为按照中国人民闯红灯的苦衷，单行线也属于忍无可忍无须再忍的牢什子。事实证明，我就在河南的高速路上，目睹过超车道逆行的壮举。

现在既然如此骨感，反向寻找出路或许依然是必要的选择。我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号召中国人民向导盲犬学习，忍无可忍怎么办？重新再忍。德国人能忍60秒，中国更能忍，这已经很好了，但不能骄傲。经查，面对红绿灯，导盲犬同志最能忍。要知道，导盲犬虽能导盲，但人家自己却是先天色盲。它们区别红绿灯，是依靠红灯和绿灯光亮度的差异。伟哉汪星人，就靠着这样艰苦卓绝的的辨别，居然成了我们的道德楷模。

好象听说过这样的话，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是需要牺牲的。英国那第一个红绿灯，是煤气灯。在它诞生23天的时候，因为爆炸，牺牲了一个警察。这就是证明，红绿灯也因此中断了使命。直到1914年，美国人重拾信心，点亮了电气的红绿灯，让一项代表了民意的制度，得以延续和发展。然后，就到了2012年的中国，这个制度遭遇了“中国式过马路”，和中国式讨论过马路，岌岌可危。

学不学导盲犬？元方们你们看着办。至于那位张老师，我的意见是鲜明的——该奖励奖励，该坐牢还得坐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