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偷手机判十年的案子，已经发回重审了。核心的理由是：那只手机到底该值多少钱，这事没弄清楚。

没弄清楚就把案子断了，是该重审。而且我认为，不光要重审，还要调查下这个法官。事实上我一直没弄清楚的是，判错案子的法官，都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按我的意思，凡判错案子的法官，都应该处理。甭管是不是失误，他对他人的伤害，都属于对人身权利的伤害，这与服务员不小心把饮料泼到顾客身上，可不是一码事。何况，以我了解的具体个案，一个离婚官司，不给法官上供是不可能赢的。而上供之后，这个官司依然没赢，原因是对方上的供更多。律师说，这种事，已经成了普遍规则。依此来看，判错案子的法官，都应该接受调查。属于失误的，要处理；属于受贿的，当然更要接受别的法官的审判。总之，我本来就怀疑一个人或几个人有什么资格对他人进行审判，而如果必须有这授权，那么起码对法官人品的要求，就意味着必须是严苛的。起码，不能比我差吧。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法官这个群体，应该是风险最大的一群人。他们轻则随时下岗，重则难免牢狱之灾。可是，他们好象都活得好好的。

这不是本文重点，暂且按下。保姆偷手机这个案子，判重判轻仅是一面。舆论更关注的，倒是雇主克扣保姆工资。按多数人民的意志，保姆偷得对，雇主你活该。

这分两节说：第一节，雇主的确克扣了保姆工资。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保姆可以偷雇主了？没这道理吧，但舆情就是这个逻辑；第二节，雇主如果没有克扣保姆工资，那么保姆偷雇主的还有原因吗？按舆情的逻辑，这个如果首先是不可能。退一万步居然它可能了，那么雇主依旧是活该的。因为在人民看来，一个富人面对一个穷保姆，这本身就不是不公平的。这是天然的罪恶。合着这事，从雇主的角度来讲，只要你跟一个相对弱势的人对立，在公众判断那，你就死定了。还是检察院的人明白事，检察官说：即便如她所说苏先生欠她的工资，那也不影响她的罪名和量刑，因为欠钱和偷手机是两个法律关系。

在报道此案的新闻里，还有很多对保姆充满温情的描述。比如说她是文盲，不懂法；再比如说她不知道手机那么贵，否则就不偷了。等等。不过，这样的开脱，只能说明，记者们的脑袋里，对于法律的认识，并不比保姆多。

事实上，如果把保姆的逻辑放大和推广，很容易在中国人民的生存术中找到同党。比如遇到拖欠工资之类的财产纠纷，中国人民首先想到的，要么是扣押对方财产做抵押，要么是毁坏对方财产做报复，却很少去当面索赔，或者报案告官。索赔和告官没戏是吧——我早就猜到都会有这反问，那就用偷或毁的方式解决？ 这等于是说，对待犯法，最好的办法就是也犯法。这是混蛋逻辑吧，但拥有这逻辑的人却很多。再说第二个混蛋逻辑——值钱不偷，不值钱就偷。这个逻辑，就是所谓的理性人的逻辑。但理性人只记住了量刑都是，却忘记了，偷一毛钱，和偷一万块的性质，都是偷。只要是偷，都遭鄙视。

然而这个偷手机的保姆，却偏偏获得了原谅和同情。在她被归为可怜之人后，她就拥有某种特权，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说到底，这特权和人们心目中法官拥有的特权，是一样垃圾的。不同的只是，法官的特权是实际上的奉予，保姆的特权，是道义上的免责。而这后一种特权，因为它的隐蔽性，毒害更大。

说说那个手机吧。我在网上搜到了VERTU，标明的是官网，却又明明写着“高仿”。20几万的原价，在这里就变成了1000多。

共襄为保姆洗冤的盛举之后，这是中国人民另外的一个本领——明目张胆地造假，从物品到说话。所以，我非常期待二审对这部手机实际价值追查的结果，我更希望诺基亚他们也来共襄盛举，牵出另一桩打假的官司。